老四死之后，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害怕会死掉”。

他找不到力量能走出这绝境。在街上被警察找到要送回家，他会在车上和警察拼命解释，说自己不想回去，会挨揍，至少说了3次。可警察总觉得他是孩子，不懂事。只有一次，他在派出所过了夜。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说，那天晚上他睡得很香，记得派出所的院子很大，有修剪整齐的树，还有铁栅栏，“感觉很安全”。

旷课的日子里，他也不希望老师出来找他。学校里有午饭，老师会给他带面包和牛奶。老大曾就读小学的校长在电话里，有些激动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这事“跟我们没有关系”，孩子因为生活所迫旷课，在外漂泊，老师们也会去寻找，但总是如此，他们也没办法。

来自村民的帮助也在减少，这大部分是刘明举的“功劳”。他有时会抓着孩子，拖到施舍饭菜的好心人门前，说孩子吃了饭拉肚子，要赔钱；或者直接在街上放话，说谁再给孩子饭吃，就把谁家锅砸了。

孩子的叔伯已经和刘明举断亲，但依然心疼孩子，会喊他们去吃饭，也会给孩子塞钱——但即使是他们，也会遭到刘明举的骚扰，“给钱不给我，什么意思？”

孩子的外婆外公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孩子们暑假结束不想离开，他们会催孩子们回去上学。老人叹气说，自己收入不多，老伴还病重，实在折腾不起。只有派出所把满身是伤的孩子送来，说“救救他们”时她才会心软。结果刘明举闻讯后又赶来，说她“拐卖孩子”，扬言要在她家埋雷管，炸死她。她已经不太想掺和这家人的事。

在断裂的链条上，刘家的孩子成了孤独的存在。老大承认，自己和警察、老师、村里人都哭诉过。但没用，什么改变都没有。

做了、没做和做不了的事

爱心人士王欢第一次带孩子出去吃饭，刘明举夫妇在时，他们不敢下筷；得到“尽管吃”的保证后，狼吞虎咽，几个孩子挥舞着筷子在盘子里打架，上桌的菜席卷一空。

从南方驱车赶来的一位爱心妈妈给老五洗澡，边洗边哭，说“你看，身上那么多伤，脚趾甲里的黑灰都洗不出来了”。

飞速传播的视频吸引了越来越多人涌进赵畈。有一天，村委会里围了大概50个人，刘明举身在其间，一位爱心人士冲上去就开始揍他。陈士强承认，那一瞬间有点解气，觉得可算有人治他。

但很快，网络上的矛头也指向了他们，质疑有关部门不作为。网友发问：如果烫死孩子的事情是真的，杀人犯为什么没得到惩治？明知送回就是被家暴，警方对这些流浪儿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这家人是否构成虐待罪？还有村委会，刘家多年来的虐待、出租儿童，他们真的不知情？为什么没有更早地采取手段，非等舆论发酵后才行动。

陈士强觉得委屈，因为已经“一年到头都在为这一家工作”。他解释称，村委会不了解“出租”孩子的事。尽管知道孩子不在家，但每次询问刘明举，他都信口雌黄，问不出个所以。商城县公安局宣传股股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之前县局没有收到过“出租孩子”类的报警。这次媒体采访刘明举后曝出这一线索，已责成辖区派出所调查，目前还在侦办阶段。

县公安局的这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民警发现刘明举捆绑孩子后，立即出警解救，并协助镇党委政府将刘明举送至县精神病院做精神检查，同时协助民政部门和爱心人士对孩子们开展救助。鉴于刘明举妻子存在严重智力障碍，不仅没有监护能力，还需要人照顾，公安机关对刘明举予以训诫，未对其行政拘留，目前刘明举的行为尚未构成犯罪。

“很纠结，两难的选择。”这位工作人员称，民警执法时遇到刘明举家孩子的这类情况，依照目前规定，只能将其送回家，然后对刘明举进行训诫。虽然训诫后打骂孩子照旧，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他说，目前虐待属于自诉类案件，“告诉才处理”。一线民警在刘明举家的事上很痛苦，也为这个家庭向镇政府和民政局提请过更多救济。

大家似乎都做了已然该做的：学校强调，孩子们的所有旷课“都有备案记录”；县福利院的陶院长则表示，县民政系统是在视频曝出后才得知情况，立即开展了救助。

2014年年底，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联合下发意见，规定“监护侵害行为可能构成虐待罪的，未成年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告诉的，由人民检察院起诉”。2015年8月29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则将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进行了修改和增加：“告诉才处理，但被虐待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

但这些努力也一度被媒体称为“厘米进步”。具体执行时，怎样的行为可能构成虐待罪，如何判断被虐待人有无能力告诉——巨大的弹性空间影响着法制部门工作的准确性，增加了新法落实的难度。

这位县公安人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刘明举家的这起事件因过于惨烈，网民强烈要求，才由村委会向法院起诉，剥夺了其抚养权。这类判例他此前从未听说过。村干部也表示，这个主意是镇里开了会，领导们坐在一起才讨论出来的。

“我字都不识全，能干什么呢”

无论如何，商城县人民法院9月的最终判决显示，刘明举暴力伤害被监护人，李少菊有智障型精神病，不具备监护能力。鉴于6位被监护人近亲属的现状，依法指定商城县民政局为监护人。

如今，刘家老大在学校寄宿，1周5天，周末回外婆家；相对较小的5个孩子则住在县民政局的福利院，还配有心理治疗师。

县政府为这几个孩子拨了1年10万元的专项经费。福利院有老人们吃的集体食堂，可为了营养，还是给孩子开小灶。最小的老八才1岁多，刚被送来时不愿被陌生人触碰，被抱起时会用两只小手紧紧抓住大人的衣领，生怕被甩出去。如今他能平静地被人抱起了，有时还会笑。

除了老八，其他孩子平时上学，只有老三在福利院里。他自己在空荡荡的走廊里踢球，在人们送的一堆玩具里玩，或者盯着电视看动画片。他10岁了，可几乎不认字，学校实在没法收。福利院院长最近奔波，想把他先送去特殊学校补一年功课，看能不能追上。

老六最近又尿床了。福利院的阿姨觉得，一定是被刘明举吓的。刘明举又开始带李少菊来闹，有时说要把最小的孩子带回去抚养，有时来蹭顿饭，还有一次嘀咕，说孩子既然给福利院养了，福利院就应该给他钱。当然了，没有孩子愿意回那个“家”。忧心的王欢打电话询问民政局的领导，希望对方保证：绝不再把抚养权给刘明举。

刘明举被关进精神病院十几天后，独自一人在家的李少菊狂饮人们送来慰问的牛奶，导致急性肠炎住院，村里不得不把刘明举放出来照顾她。出来后的他摸着后脑勺子说，精神病院还没看守所舒服，太窄；但陈士强说，分明看着他比进去前胖了得有10斤。

他在记者面前有时会哀叹现在是孤家寡人，老了也没人烧纸；有时又笑眯眯地说，孩子在城里乡下都是国家养活，一样。还有一次，他猜如果孩子将来出息，赚了大钱，大概还会认养自己这个父亲。总之很难从他脸上看出长时段的忧愁，沾沾自喜反倒更明显些。如今，孩子们的监护权被收走，低保还挂在他名下，等于多了收入，还有爱心捐赠。一度躲回娘家的李少菊又跟着他生活。

王欢和群里的千百个志愿者仍旧焦虑地关注着这座县城：老大和老三文化课差太多，难言出路；老七内向、自闭，总是怯生生的，喜欢盯着看大人的表情。

变化最大的是老五。王欢感觉，得到关注后，她走向了另一极：觉得人们都欠她，应该呵护她。她开始抢其他孩子们的玩具，问大人讨要手机；让同学帮她做功课，不然就撕他们的作业。她还总看班里其他孩子的画册，于是去偷，搞得很多同学不喜欢她。学生家长也总去学校反映，气得老师把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叫去谈话。

根据王欢的经验，这些孩子被领养到正常家庭才可能有好的归宿；在福利院，心态或许仍会失衡。可民政局先前接受采访时说，由于孩子的父母都在，领养要根据法律规定，并征得被监护人及其父母同意。来自全国的希望领养的电话不停地打到福利院，可孩子们外婆已然说了，“我养不起，但不希望(孩子)被领养，成了人家的看不到，现在就挺好。”

老大现在见不到兄弟姐妹，周末在外婆家的堂屋里孤零零地坐着。外面响起鞭炮声，他会猛地躬起身子，作出防御的姿态。平时在学校，他听不懂课，老师给补习也不懂。问起未来，这个15岁的孩子说：“我字都不识全，能干什么呢？”但片刻之后他又开心，说有生以来最愉快的事，就是最近在学校打手机游戏。班里的同学愿意把手机借给他，他很感激。

他声称在学校交到了朋友。那些打乒乓球的同学们愿意甩给他一个球，让他朝墙上弹着玩。一下、两下、三下，乒乒乓乓的声音显得单调，但比过去15年的日子好多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欢及秦良君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盟超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