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1980年8月26日所立，下一处是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于1998年10月立，下方在“内山书店旧址（1929-1945）”字样后面增添了说明如下：“此店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所设，鲁迅先生等中外文化人士常来书店读书、聚会，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另一面墙上则有一块铁制牌匾，是1980年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将书店旧址设定为“上海市纪念地点”，旁边一块则有鲁迅与内山完造头像，说明文字分中日文两种。中文说明是：“内山书店（1917年-1945年）是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内山完造于1917年创立的进步书店。初址在北四川路魏盛里，1929年迁至现址，三十年代的内山书店是上海左翼进步书刊的主要出售点和中日进步文化人士的聚会场所。鲁迅、郭沫若、田汉、郁达夫、塚本助太郎、升屋治三郎、石井政吉等中日著名文化人士与书店有过密切联系。同时，内山书店也是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联络点，曾保护和营救过鲁迅、郭沫若、许广平、夏丏尊等爱国文化人士。1980年8月26日，内山书店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纪念地。”此牌匾由上海市虹口区文化局于1998年10月设立。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块反复强调此处建筑重要文化意义的牌匾，让我产生格外的好感，书店变银行的担忧似乎感受不到。

内山书店展览室

我相信这是全中国最特殊的一家银行，一进门可见一玄关，“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山阴路支行”十分醒目，但其下方却摆放着一块如门外墙面上的白色大理石牌面，仍在强调这里的出身是“内山书店旧址”。两侧大厅，都是关于内山书店的图片展览和介绍，与内山书店和鲁迅有关的原版书刊陈列，相关主题的书籍专柜，等等，直观望去，并不见有银行踪影。然而管理这间陈列室的又都是银行职员。知我专门来参观旧址，至少有两位职员热情介绍，方知这里从1949年开始就为银行所属，起先是人民银行，后来变成工行山阴路支行。银行十分重视书店旧址这一历史，长期把保护、搜集、展览、宣传内山书店和鲁迅作为重要工作。可以想象，也许正是因为早早变成了一家银行，使这一建筑得以保存完好并整洁可观。金融与人文结合，或者说，金融界为人文历史做事无巨细的工作，此情可感。见我翻阅书架上的书籍，主人推荐说，再过两个月，这里将会有一个更大规模的小型图书馆，到时可以来参观阅览。也是从这里的展览序言里，我知道鲁迅当年在拉摩斯公寓的住宅，是位于三层的4号。于是，出了书店旧址，我又返回到拉摩斯公寓，一路上到三层，见那4号房门依然紧闭，未知周姓住户在此究竟有怎样的居住感受。且原来刚刚见到的那位老妪正是其隔壁，不过房门也已关上，让我徒然驻足，遥想感慨一番却满足而去。

想起去年末的最后一天，我应邀到思南读书会做讲读活动，期间第二次去了上海鲁迅纪念馆，也第一次参观了近旁的鲁迅故居，那是鲁迅生命的终点站，也是成熟的鲁迅纪念地。戴着耳麦，随着人数限制的参观者进入其中，解说员轻声细语道出这里的种种，仿佛怕惊扰了房屋主人似的，让人颇生感触。是的，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内山书店旧址在专业性和保护力度上还不能和山阴路故居相比，但我又觉得，文化传承的路径并非只有一条，名人遗迹的保护也未必只有圈地封闭一种办法。其实，让周姓亦或其他姓氏的人仍然居住在拉摩斯公寓4号，让景云里仍然住着打扰过鲁迅写文章的“牌友”们的后代，让内山书店继续开门营业，哪怕是由书店转为银行，未尝不是一种保护方式。我在8月所见的这3处鲁迅遗迹，并没有让我产生特别的失望和危机感，反倒有一种亲切、自然和在此基础上的感佩之情。试想，如果把这几处全部都清场，再由文物管理部门负责管理修缮，维护运营，其人力和经费成本，其运行力度，未必都能像理想中要求的一样。鲁迅的生活以简朴为基本特点，他本人当然可以自食其力，但绝非大富大贵。当年的景云里是没有卫生设备的普通市民居住的地方，拉摩斯公寓条件略好，但空间窄小也是可以想象的。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是经内山完造努力运作而得以租住，条件是好了很多，有卫生间，也有了煤气，但毕竟是租住日本银行职员住宅，哪一天又需搬家都是说不定的事。由此说来，让鲁迅的遗迹既有重点保护，又让更多的地方继续在人间烟火中运转，并非是一件坏事。如果遗迹处所的“旧址”“纪念地”等能得到居住者、使用者的尊重和呵护，那倒正成了一件值得称道的幸事。在上海，还有一处鲁迅藏书处，现在也是由一户人家居住着，门口也一样贴有文物保护的标牌，留待我下一次去驻足观望。

如我们所约定的，次日在思南读书会“鲁迅的文化生活”活动上，我又看到坐在观众席中的魏先生。其间，我向他讲述了前一天在多伦路的观感，而且表达了我对上海以及虹口区为保护鲁迅及现代文化所做的点滴努力。以目前情形看，几处鲁迅遗迹并未见有遭损毁甚至消失迹象，银行拥有内山书店旧址不但是历史形成，而且在保护与开发方面也做了许多令人欣慰和佩服的努力。当然，我也认为，城市文化的传承，重在对其中的人物故事及其内涵的挖掘和弘扬，在于对其进行专业解读。同样在上海，我曾参观过香山路上的孙中山故居。这里的建筑更宏伟，参观人数更多。步入其中，展览内容以孙中山个人经历以及同宋庆龄的爱情为主。而此建筑，曾在1933年发生过一桩为后人津津乐道的逸事，那就是这一年的2月17日，宋庆龄在此接待了到上海进行旋风般访问的英国作家萧伯纳。那一天，蔡元培、林语堂、史沫特莱、鲁迅等沪上文化名人齐聚这里，热闹了从午间到下午的半天时间，产生了很多的故事和文章，留下了无尽的话题和纷争，置身其间，鲁迅与诸人士的合影情景犹然在目。我对此曾写过一篇《一次“闪访”引发的舆论风暴———鲁迅与萧伯纳》的长文进行梳理。但我参观孙中山故居时，发现展览内容应该是没有提及到此事。不是因为我热爱鲁迅才有此遗憾，而是认为，名人故居类的遗存，有故事就应挖掘。

我还想到，在北京，大约6年前吧，曾接受过一家报纸的采访，就有关鲁迅故居砖塔胡同61号面临拆迁的传闻发表看法。我以为，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和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遗迹以及灿若星河的文化名人印迹，相互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如何梳理、怎样对待，这是现代化发展与传承历史文化过程中到处都会遇到的难题。我曾参加过全国政协有关保护历史遗迹方面的一次座谈会，专家们给出的建议也不尽相同。仅就应该修旧如旧，还是修旧如新，是否可以在遗迹的原址上重建，等等，大家看法不尽相同。我在沪上寻访鲁迅的经历，也印证了我在会上提出的看法，古城镇要保持人间烟火气，又要保持本已脆弱的建筑原本面貌，的确是面临诸多矛盾和挑战。就要不要重建而言，也未必可一概而论。拆“破旧”建新“旧”肯定要不得。但不可否认，目前通过重建进而激活城镇活力并带来多重效益者不乏先例。要防止过度新建如“旧”，以新乱“旧”。应有尊重历史、保护传统的意识，又要有立足当代、科学统筹、活化利用的自觉。

一上午的独自寻访就此结束，鲁迅在上海的身影又一次在我的脑海里清晰起来。正午的阳光更加耀眼，车窗外的景观无论新旧，都让人觉得亲切而又生动。

（主讲人简介：阎晶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