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中，有两方清代端砚，因为石奇、工巧与身世传奇，而为人称道。7月16日，这两件俗称为“猴砚”“白砚”的镇馆之宝，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时刻——何氏三砚世纪合璧。同有铭文款识为“何氏闲叟”的第三方砚“九晕太极砚”，由何氏后人何崇甘先生无偿捐赠，入藏广东省博物馆。此次入藏，也为进一步厘清三砚的前世今生提供了重要线索，成就了三方宝砚辗转一个世纪后的重聚。

三砚合璧的背后，有何传奇故事？相关专家为何评价此次合璧是“2+1>3”？关于广东三大名砚，此前有何坊间谬传藉此机会被重新厘清？在“众乐之乐——何崇甘捐赠九晕太极端砚展”开幕之际，羊城晚报记者独家采访了广东省博物馆相关专家。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图/受访者供图

壹

新闻直击

何氏三砚世纪重聚

文房四宝砚为首，端砚身为四大名砚之首，广东又有肇庆产地之利，广东省博物馆的端砚收藏，地位超然，是目前国内收藏古端砚数量最多的国有博物馆。在省博诸多端砚收藏中，有两方端砚，虽为晚清作品，但因为石奇、工巧，加上身世传奇，而成为镇馆之宝，令人瞩目。

这两方“千金猴王砚”和“嵒华四象砚”，因独特的石品花纹被俗称为“猴砚”和“鹤砚”。两方砚台美石精工堪称上乘，坊间多有名人收藏故事流传，经历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且何氏另藏有第三方宝砚的说法，坊间流传已久，因此人们对其猜测种种、期待有加，是端砚关注者的不老话题。

7月16日，两位镇馆之宝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时刻——何氏三砚世纪合璧。同有铭文款识为“何氏闲叟”的第三方砚“九晕太极砚”，由何氏后人何崇甘先生无偿捐赠，入藏广东省博物馆。此次入藏，也为进一步厘清三砚的前世今生提供了重要线索，成就了三方宝砚辗转一个世纪后的重聚。

关于第三方砚的回归，也富有故事性。据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阮华端介绍，何崇甘之父就是坊间所传千金猴王砚和嵒华四象砚(俗称猴砚、鹤砚)的砚主人“何蓬洲”，而这方“九晕太极砚”的铭文显示砚主人也同为“禺山何氏闲叟”。

何崇甘先生曾在2013年前后参观过广东省博物馆的“紫石凝英——端砚艺术展览”，也听闻了猴砚、鹤砚之外有“第三方砚”的说法，联想到自己父母传下来的九晕太极砚，揣测这方砚若是传说中的“第三方砚”，那么它最好的归宿就是回归国家，回到博物馆。

现场鉴定时，由于砚盒的底盖数十年未曾开启，木质紧缩变形已经难与砚石分离，为一睹砚背的真颜，着实费了一番工夫。这是一方长方淌池砚，底边就石料随形而作，砚面砚背石色紫蓝并分布有天青、鱼脑冻等石品花纹，砚边饰有夔龙纹和朵云纹。砚侧铭文：“水归洞鱼脑冻九晕太极砚 光绪壬辰禺山何氏闲叟珍藏 项信南刊”，铭文显示此砚与馆藏一级品千金猴王砚、嵒华四象砚有同一位砚主人“禺山何氏闲叟”，也同为项信南刻字。

三砚合璧的故事，从2018年1月13日正式开始，年过八十的何崇甘在其晚辈的陪同下，向馆方表示愿意捐赠其家传的九晕太极砚。以此砚为契机，广东省博物馆专家经历一年多的考证，终于厘清“何氏三砚”的前世今生，并匡正了一些坊间谬传。

阮华端馆长对羊城晚报记者表示，猴砚、鹤砚入藏较早，在商承祚教授的努力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得以入藏。九晕太极砚历经抗日战争期间，一直跟随何家后人转徙于四会、澳门等地。此次何崇甘先生经与亲属商议，主动无偿捐赠，“何氏三砚”经过一个世纪的辗转，最终重聚于广东省博物馆，情怀难得可贵，同时也为厘清何氏三砚的历史渊源，提供了学术研究方面的可贵资料。

贰

匡正谬传

三砚再聚 重写传奇

砚主人“何氏闲叟”究竟何人？

商承祚先生曾有手记记载，相传“该砚(千金猴王砚)原主何蓬洲，番禺人，为张之洞幕友，是主持开采端砚的主事人。”但经省博专家研究，何蓬洲生于1869年，在张之洞1884年出任两广总督，1889年8月颁令开采端溪老坑时，这期间何蓬洲年龄为15至20岁，个人背景未显示与张之洞或主持砚务有关联，更不可能自称为“叟”。故何蓬洲并非“何氏闲叟”，亦非张之洞幕友，未主持开采过端石。

经专家组据何氏后人口述考证，千金猴王砚、嵒华四象砚、九晕太极砚的砚主人“何氏闲叟”应为“何天闲”，祖籍番禺大石。何天闲对此三方佳砚珍爱有加，在其去世前，已将三砚分别赠予子侄三人，猴砚赠予大儿子何翰屏，鹤砚赠予小儿子何孝硕，九晕太极砚赠予他喜爱的侄子何蓬洲。

多个名人故事加持的猴砚，真实身世为何？

关于猴砚的身世，此前一直有多种说法，其中不少有名人故事加持。

例如古陶瓷专家、广东省博物馆前保管部主任宋良璧在《收藏天地》(香港)1989年第7期的《千金猴王砚》一文中写到：“抗日战争时期，何姓后代把猴王砚卖给了一古董商，后又转到汪精卫之妻陈璧君之手。日本投降后为接收大员所掠，再落到私人手中，后那位藏主把猴王砚卖给文物店邓涛先生，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先生得知便从邓涛处买下此砚，后把该砚转让给广东省文管会收藏。1959年广东省博物馆建立，从此，千金猴王砚就来到了广东省博物馆。”

古文献版本学家、古钱币学家、金石学家、广东省博物馆前副馆长王贵忱在《王贵忱书法集》中《题猴王、松鹤二砚墨本》一文中写到：“猴王、松鹤二砚，民初时嗣经陈融诸家递藏，蕉叶白砚则不知所之云，后由商锡永、蔡语邨等先生做缘，由广东省博物馆出重值购藏。”

何氏后人何崇甘、何绍圻、张楴祯口述时则说道，猴砚和鹤砚在售卖给广东省文管会或广东省博物馆之前并未离开何家，猴王砚是进入五十年代后经何翰屏的儿子何崇燡或儿媳之手，以高价卖给古董店时，被慧眼识珠的商承祚教授买下，后来转让给广东省博物馆。

阮华端认为，经省博专家根据现有资料深入研究梳理，认为何氏后人的说法更为可信。

叁

独家对话

三砚重聚，为何“2+1>3”？

羊城晚报：考证三砚之间的历史渊源与相互关系，工作中最难点是什么？此前关于三砚的不少坊间流传故事，有传奇名人故事，省博专家如何借此机会如何系统考证？

阮华端：民间和收藏界一直有“广东三大名砚”的传说，猴砚、鹤砚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入藏省博入藏，但第三方砚我们一直没见到，坊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所以此次做了详细的考证。此前有些文史学者的记录，也是根据坊间传言记载，并非信史。

此次工作的难点，应该是相关史实的考证方面，犹如大海捞针。何氏家族的族谱也比较简略，中间还有缺环，所以专家们走访了多名何氏族亲，与何氏后人口述核实，经过多方考证，前后历时1年多，最后总算厘清了何氏闲叟与三方宝砚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从目前的研究资料来看，九晕太极砚入藏不仅令“广东三大名砚”得以重聚，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更是理清了三方宝砚的来龙去脉和前世今生，其历史文化价值得到了充分展示。

羊城晚报：九晕太极砚作为第三方砚的出现，为进一步厘清三砚的渊源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省博专家还对此做了哪些系统研究？

焦大明：三方砚台之间的互相印证，以及在何崇甘先生的帮助下，寻访何氏后人，得到了很大帮助。我们也以此为契机，横向研究了许多资料。

例如此前谬传的砚主人“何氏闲叟”为何蓬洲，我们根据何氏后人口述，认为应为何天闲。何天闲得到猴砚后，应该是非常珍爱的，所以请来了探花李文田题字。李文田提的横幅非常有意思，两幅横幅几乎一模一样，唯一差别就在钤印不一样。我们文保中心的同事结论是，当时应该是李文田写了一幅，装裱的时候将纸张分层，再补墨、补印。两个横幅是不同时段来到广东省博物馆的，这一件是上世纪60年代跟着谭惠英的鹤砚一起来到广东省博物馆的，而这一件是第二年4月份从广州画院以2.7元买来的。从墨迹的凸凹感立体感来判断，广州画院的这张应该是上面的原件，应与猴砚同为一套。

我们现在知道何蓬洲不是张之洞的幕僚，没有主持开采，那么谁是当时真正的砚务官？现在也考证出来了。端砚老坑历代为官府管理，我们查证到相关文献，1889年张之洞颁令开采老坑时，任命了广东通判邱启寿主持砚务。现在在上海博物馆还藏了这样一件端砚，砚主人就是邱启寿。我们在铭文中可以看到，1891年时邱启寿还在肇庆任职砚务官。在省博的古籍库中，也有一本道光年间的《端溪砚史》，其中有记载1890年的时候，邱启寿还在做这个砚务官。

羊城晚报：此次三砚合璧，对于现代人赏砚识砚有无积极意义？省博的端砚收藏，一直以藏品丰富与专业权威为人称道，未来会否有更多的系统研究开发？

阮华端：此次三砚合璧，除了厘清“何氏三砚”的前世今生的历史性意义外，我们还将进行针对性后续研究和开发。要充分挖掘三方宝砚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讲好其中的故事。目前，我们已经将三方宝砚做了3D扫描和拓片，这样不仅看得十分清晰，还能在不同介质如大屏幕上播放，传播得更快更广，让更多人欣赏。

其实在文人雅玩的传承上，砚拓也是赏砚的其中一种方式。砚拓本身也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当代书法大家启功就喜欢拓砚，所拓名砚据说有数十方之多。上世纪90年代初，我省就有砚台鉴定专家曾收藏了猴砚鹤砚的拓片，请王贵忱题跋，这就是一种文人雅玩的交流与欣赏过程。所以砚台拓片，可以装裱后供平时欣赏，也可以作为今后一个文创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