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搞飞机，到哪儿都行”

在徐舜寿的家乡浙江南浔，“三徐”是当地的一段佳话。徐舜寿是著名的航空设计师，父亲徐一冰曾创办中国第一所体操学校和第一本体育刊物，哥哥徐迟是著名作家，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时引得“洛阳纸贵”。

1933年, 16岁的徐舜寿被南京金陵大学和清华大学同时录取。那时候，徐舜寿深感中国航空工业落后于人，并毅然选择了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

然而，笕桥给徐舜寿留下更多的是遗憾与悲愤——作为中美合资的飞机制造厂，中方负责人唯美国人马首是瞻，设计大权和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此时，松沪抗战爆发，日军飞机疯狂轰炸中国平民，这些场景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血与火的淬炼，让徐舜寿“航空救国”的信念从稚嫩走向成熟。1949年春,他所在的飞机工厂迁往台湾,徐舜寿辗转回到已解放的北平,积极投身于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

徐舜寿是新中国的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先后主持及参与设计歼教-1、初教-6、强-5、歼-8、轰-6、运-7等多型飞机；他是新中国早期航空工业的规划师和奠基人，他一直思考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飞机设计体系。徐舜寿的工作搭档、时任某研究所所长刘鸿志评价他是“难得的帅才”。

时至今日，在一些航空研讨会上，徐舜寿的“牛肉烧豆腐”理论仍然被引用——说的是想做牛肉烧豆腐，不用从养牛和磨豆腐开始，直接买就可以了。他始终认为，航空工业要细致分工、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一些重大实验设施建设应由国家一级专门研究机构完成，飞机设计研究机构的任务是用这些成果出飞机、出人才。

徐舜寿常说：“选型就是在空军现有的机种中找‘缺门’。”早在歼教-1还在设计时，徐舜寿就提出要搞超音速歼击机。在一些人看来，以当时中国航空工业实力，无异是天方夜谭。但是徐舜寿知道，这条路虽然难走，但必须要走。“我们是为国防服务的，必须用歼击机抵御外敌，不能总是跟在后面仿制快要退役的型号。”

徐舜寿是眼光长远的规划师，更是一位实干家，他曾提出死抠基本功、死抠“六分之五”（科研时间占比）的理念。他曾对年轻的设计师们说：“飞机上天，主要看技术过不过硬，看能不能自己画图计算或动手做试验，是不是喜欢钻书本、查文献，是不是有进取心。”

除了主持必要的科研会议，徐舜寿更多地是与技术人员一同研讨问题。徐舜寿为人谦逊，有一次，他请技术员帮他核对一个数据，看完核对结果后说：“还是你算得好，你比我强。”之后，他多次在大会表扬那位技术员是真正的专家。

1964年，上级决定将徐舜寿调到西北地区的一家研究所。当时，某型飞机研制刚刚起步，妻子宋蜀碧问他：你愿意这个时候调到那里吗？徐舜寿毫不犹豫地说：“只要是搞飞机，到哪儿都行！”

徐舜寿的回答，宋蜀碧并不感到意外。多年后，宋蜀碧回忆，在刚搬到工厂家属楼时，夜里她第一次听到发动机的试车声，徐舜寿告诉她“这是最美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