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一位早早进入会场的全国政协委员仔细翻阅当天的会议文件。本报记者 郑萍萍摄

　　3月5日，政协小组会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一位委员记下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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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本报记者 陈剑摄

　　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尹卓接受媒体采访，一位记者用手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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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通常只在开幕、闭幕等全体大会时出现。

　　同样，近3000位全国人大代表和200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的两会时间，基本不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里，而是在各自的驻地，在只有十几人或者几十人的小组里度过。在这些小组会上，他们分别完成对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等工作报告的审议或讨论。

　　会议简报呈现出的，多是只言片语的“干货”。从中不难找到“非常赞同”和“完全拥护”的表态，虽然会前就要求代表委员不做“一般性表态”，但实际很难杜绝。

　　绝大多数政协委员的每次发言，会被浓缩成一二百字，几乎不会超过6行。人大代表发言有的稍长，但也高度凝练。而在这6行字之外，是热气腾腾的会场。

　　一

　　仅就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力所及，“抢话筒”是常有之事，以至于很多人第一次发言会先说一句：“终于轮到我了！”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形容，如今流传着许多调侃代表委员的顺口溜，比如“人大举举手，政协拍拍手”。就他所见，远非这么简单。开会时热到一定程度会“火花四射”甚至“火星直冒”，“极端情况下的‘擦枪走火’，我也曾亲眼目睹”。

　　今年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樊芸，在全团大会上提出了一个有关农村社会组织的问题。当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的面，她事先声明：“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不过我们上海团是思想最解放的、言论最自由的。”

　　去年，具有专业背景的樊芸从预算报告的字里行间捕捉到，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执行数比预算数多了3600亿元，这笔钱比有些省份的全年财政收入都多，却找不到它的去向，游离于人大监管之外。全社会关注的“三公经费”，也零星散落在报告各处“捉迷藏”。

　　这位代表不客气地说：“这有点挑战人大代表的智商。”

　　听会的财政部工作人员立即打电话给部里，试图解答她的疑问。次日财政部又派来一位司长与她交流。

　　后来，樊芸对记者说：“我不希望财政部再来跟我作解释———拿出数据来就行了，拿出用途去向来就行了。”

　　两会上，有些代表委员虑及所谈问题之“尺度”，会提示在场的记者或记录员：“这个你们就不要写了。”

　　有一次，在谈起一个复杂的民族问题之前，一位政协委员环顾四周，小心翼翼问了一句：“记者们都走了吧？”

　　也会有人强烈要求将自己的某句发言“写进简报”。去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委员表示自己面对一份报告“真是振奋不起来”。他用了很长时间严肃地批评某些改革成绩较差，当场提出，希望这个意见“能够写到简报里去”。

　　这番发言引来了掌声。顾也力说：“说得不对，大家批评———我觉得这个平台就要讲。我觉得这是代表全国人民的。”

　　今年政协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指出，在政协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中，要始终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民主氛围。

　　“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随后成为很多人发言时喜欢引用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