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央及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到场听会，是两会的一个惯例。每当此时，政协就举行较大规模的界别联组会议，人大代表团则举行全团大会。

　　今年，大会秘书处安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国家邮政局副局长等领导列席政协民进界别的会议。据朱永新透露，得知名单之后，委员们感觉“不过瘾”，以“安排部委负责同志列席小组会要充分考虑民进的界别特点”为由，向大会秘书处提出紧急建议。通过国务院办公厅协调，教育部、文化部又派来了几位司长。

　　许多官员同时兼任代表或委员，一些独特的现象也由此产生。有一次，中国气象局的前任和现任局长都是科技界别的政协委员，而前来列席的中国气象局领导是一位副局长。委员们开玩笑说，难道现任局长、老局长给副局长提意见，然后副局长再带着这些意见回去，请示局长怎么解决？

　　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很多人还记得，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的一次专题询问中，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严以新问到科技部打算怎样切断科研经费与科研人员灰色收入的关联时，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首先回答他：“感谢你提出的问题，也给我一个机会报告一下。”

　　在那一刻，他们之间无上下级之分，只有人大与政府的职责之别。

　　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更值得党政官员来听的是小组会。清华大学教授孟安明委员就觉得，小组会上的发言更“深入”。联组会的时候，“记者比较多”，而且“对领导要尊重”，大家讲话会“温柔”一些。

　　孟安明希望政府有关部门派人到各个小组旁听，否则大家在小组里就是“各说各话，自说自听”。去年，他在小组会上追问，财政部每年都派人来，并且解答大家的疑问，“我们的教育部到什么地方去了？”

　　今年，在政协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教育部门专门派6位司长来听了教育3个小组的讨论。

　　在小组会上，那些官至省部级的代表委员———无论曾任或现任，有时会放得很开，痛斥所在领域的弊病。比如，针对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医疗机构和住院患者要签署《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 》的新规，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今年向医药卫生界别的同行明确表示，作为医生，自己绝不会签这个协议，因为此举非常可笑，无法根治红包问题，同时对医生的尊严造成了伤害。

　　“您这么说不怕得罪卫计委的领导吗？”中国青年报记者问他。

　　他答：“我倒是不怕，我讲的是心里话，你们知道我是在讲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