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代表委员发言的质量有高低起伏，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引人入胜。百无聊赖时，有人会走出会场散步。一些学者会打开电脑，聚精会神读学术论文。

　　葛剑雄指出，由于部分委员照本宣科，又缺乏含金量，导致有些同组委员宁愿在走廊里喝茶聊天。如此，以至会场空位较多，工作人员不得不督促他们回到会场。

　　今年的一场联组会议，有位部长列席。按照规则，每位发言者不超过8分钟，大家争分夺秒，以极快的语速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一位委员却令原本安静听取发言的场内响起窃窃私语声。 她一开口就进入“舞台腔”，首先自我介绍，包括某“办公室主任”等几个兼职头衔，某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某某中学，曾在某国做访问学者，又在某国做过几个月的研究，甚至提及自己年轻时参与拍摄的电影。这位委员的发言总共历时5分多钟，开场白用时大约一分半。

　　在两会上，官员与代表委员之间的角色，颇值得关注。高层领导到团组开会，主持人会特地介绍他们的身份为“代表”，然而总有人无法忘记他们的职务。

　　2012年是十一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最后一年。在告别这个舞台之前，时任政协委员的原电监会副主席邵秉仁说，利用最后的机会，自己有个想法要“一吐为快”。

　　他说，有领导到场时，很多人发言就必称“尊敬的领导”———“谁都尊敬，就不尊敬自己”，“少点官话套话好不好？”

　　邵秉仁还指出，高层领导来列席时，发言者需要事先写好稿子，以供审查，此举也毫无必要。“既然相信这些人有资格做政协委员，为啥不能想说啥就说啥？”

　　同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到山东代表团，听到地方官员要“汇报”工作，当场劝对方“另外找时间”。

　　据记者所见，至少在最近两年，客套话难免，但“尊敬的领导”明显减少了。

　　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时，曾就科研经费使用问题写过一个提案。他很快接到电话，有人希望撤销这个提案，“您的提案太‘敏感’了”。他还是交了自己的建议，并几次在会上说起此事。让他填写建议办理意见，他填的是“不满意”。

　　结果，建议涉及的相关部门“很紧张”，“总是找到不同级别的领导”，希望这位科学家能改成“满意”。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玉凤曾在2011年全国政协会议上说，自己上一年有关教育和人事的两份提案，一份没有得到答复，另一份的答复让她很不满意。而她发现，教育部居然声称“与提案人及时沟通”，“得到了提案人的肯定”。

　　她将此事公开后，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分别派人与她联系，表示郑重道歉。

　　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问她：“你公开在会上说这件事，会不会让政府官员感到没面子？”王玉凤回答：我觉得没有什么“面子问题”。他们向我道歉，回答了我的询问，弥补了之前的漏洞，恰恰是在给政府形象增光。

　　前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曾总结会上遇到的“尴尬时刻”，包括审议报告众口一词“求真务实，很受鼓舞”，有领导在场时就争相汇报政府政绩或企业贡献，当着上级领导的面颂扬领导。

　　代表法规定：“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但王全杰的体会是，不少代表似乎不愿行使这份法律赋予的“言论豁免权”。

　　而担任了多年政协委员的葛剑雄说，委员们讲话要自由得多。

　　全国政协曾收到一份提案，建议参照代表法，让委员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不受追究，消除他们履职的后顾之忧。因为委员参政议政，难免会触及地方、部门和集团的局部利益，可能受到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