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

　　阅读提示：

　　■所谓底层，就是这类人，他们的一生，从某种角度说，跟蚂蚁的一生没有两样，跟一片枝叶的一生没有两样。

　　■我熟悉这样的人，对这样的人充满感情，我不写他们，我就没有写作素材。

　　■好的读者跟好的作家一样，非常稀少。在当今社会，不读书的人太多，但我相信会有一些人喜欢经典，喜欢读一些深刻的东西。

　　日前，由百花文艺出版社等单位主办的“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天津举行。湖北省政协委员、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应松的《滚钩》获得中篇小说奖。

　　《滚钩》是陈应松2014年的作品，该小说取材于发生在湖北的一个真实事件，因塑造了一个个鲜活而真实的底层人物形象，甫一发表就受到社会的关注与好评。

　　陈应松是一位拥有独特创作风格与人文思考的作家。他擅长描写底层人物，通过对底层人物命运的观照思考社会现实，他的这一特点不仅仅体现在《滚钩》之中，之前的《马嘶岭血案》、《猎人峰》、《到天边收割》、《失语的村庄》等作品莫不如此。在《滚钩》获奖之际，本报记者就文学与生活、当代作家应怎样创作出“有营养”的作品等话题邀请陈应松进行了专访。

　　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创作

　　文化周刊：《滚钩》源自几年前发生在湖北的一则“挟尸要价”的新闻事件，您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是如何把握其新闻“真实”与创作“虚构”之间的关系的？

　　陈应松：这个新闻事件太令人难以忘怀了，简直就是为作家准备的。但我的小说《滚钩》与这个事件本身没多大关系，我只是借用了这个故事的壳，或者说取材于这个事件，小说中的人物完全是虚构的。

　　小说需要真实，但这个真实与生活的真实是不同的，它服从于艺术表达和作家个人思考的真实，是文学必须达到的一种真实感觉。虚构文学作家与报告文学作家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创作的时候，我最先考虑的是要塑造一个怎样的人物形象，这需要我在我的记忆仓库里搜寻———我要写的这个人物是一个全新的角色，要有他的独特性，更要有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所以，我说，这与真实事件本身没多大关联，我是要在我塑造的人物身上挖掘更深刻的意义，那么这时候虚构可以说就是一切了。小说的魅力就在于虚构比真实的生活有更大的空间。就我本身而言，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我更喜欢“天马行空”的想象，喜欢变形，所以，在文学创作中，虚构是我所热衷的。

　　文化周刊：您在《滚钩》中塑造了渔民“成骑麻”这一主人公人物形象，并从他的视角去审视、推动、贯穿整个情节的发展，您想通过他表达怎样的情愫？

　　陈应松：“成骑麻”这个名字我现在都不记得是怎么想出来的，有点儿怪。我用这个老渔民作为小说《滚钩》的主人公，以他作为叙述的视角，主要是因为我比较熟悉。写长江，离不开船工、渔民，成骑麻就是这样一个底层人物。一个渔民成为捞尸工也是不容易的，有时是为时代和生活所迫。渔民嘛，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我们也应该理解和同情他们。以一个老渔民的眼光来审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件，应该是有意思的。成骑麻这个渔民、船工出身的捞尸人的悲剧是我想要表达的，我就是想塑造这样一个一辈子辛勤劳作、最后反而被人们唾弃的人物形象，时代的荒唐性就在这里。通过一个渔民的命运的悖论，发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一些令人厌恶的地方，等等。

　　文化周刊：有的学者将《滚钩》与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做类比，认为您在创作中受到了海明威作品的影响，是这样吗？

　　陈应松：有一点影响，但不大。我写过老船工的故事，还不止一个，我受我自己的影响可能更大些。《滚钩》显然是长江上发生的故事，之前是一个他人从未涉猎过的题材，在中外小说中我还没有见到过。这个故事，是我的典型风格。

　　“我所写的底层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和世界”

　　文化周刊：我阅读了您的一些随笔和演讲稿，看到您对神农架远离城市喧嚣、贴近自然的向往与赞誉，但同时您也创作了暴露神农架地方“丑恶”或“愚昧”一面的小说。有学者评价您的“神农架系列”是通过自然、人文风情的描绘，寻找人类“救赎”之路，从而建立呵护自然的人伦规范和生命价值。“神农架系列”的创作初衷是这样吗？

　　陈应松：有关神农架，刚开始我没想写什么系列，因为在神农架挂职，得到的生活素材太多了，写了几年，回头一看，有那么多。后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关于我的作品的研讨会上，有评论家提出“神农架系列”的说法，这个说法传了出去，逐渐被文坛所接受。

　　保护一座山就是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世界的原始状态，就是保护我们人类最早的家园，保护我们自己免遭毁灭。我想真实地写我心中的神农架，特别是在那里艰难生活的人们。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一定有大量的感动，在那里生活的人们最值得我尊重。我希望许多丢失的东西都能在那儿找得到。这当然是一种幻想和寄托。我走进神农架的大山、森林，的确渴望探寻自己幸福的另一个源头，相信这里的美胜过他处，这里的传统能够拯救当今社会。但后来发现我太自不量力了，我发现我依然是一个俗人……我就写几篇小说而已，把我自己的思路理顺就行了。在神农架，人直接与大自然发生关系。远离城市这个欲望的世界，生态环境就在你的眼前，这个环境真的非常脆弱，也非常险恶，我们要有忧虑之心。

　　我没有去刻意表现神农架的丑恶和愚昧，只是写了某种山区的原始状态，但我依然是怀着真实表现和歌颂自然的心态写的。我可能比别人写得“残酷”一点，我的写作方式是如此。

　　文化周刊：在谈到写作“远与近”的问题时，您说自己是属于写“远”的作家。在选材上，为何钟情于离武汉很远的神农架？

　　陈应松：我不爱凑热闹，我比较安静，我虽然谋生的单位在城市里，但写作这个职业并不适合待在城市里，不是大家天天扎堆就能写出好东西来的。写作是要到边边角角去的一项营生。我生性又比较“野”，就盼着有机会能往山里钻，往远方走。现在不是提倡作家要深入生活吗？好，那我就深入到湖北省最远的地方——神农架。怎样生活都是一辈子，我是一个作家，想按照自己的内心“冲动生活”，就算什么也写不出来，但生活在神农架，这本身就是多么惬意的事！住在森林里多有趣呀，简直可以变成童话中的人物。

　　文化周刊：十几年如一日地在神农架采风、调研甚至挂职，并与当地农户融合在一起，您曾说：“这些年虽在城市，却尽量躲避城市，我的乡土意识是在城市的生活煎熬，它的冷漠、亢奋、凌乱、无情，在浓浓的终年不散的雾霾中被唤醒。”是什么支持您一直注视现实、注视底层、关注乡村？

　　陈应松：我真的只是喜欢神农架，至于神农架喜不喜欢我，我不管。我一个平原上出生的人，对山有永远用不完的好奇心。至于我的作品出现的你说的这些特质，还是我一以贯之坚持的写作态度和理想。作家生活在这个时空，要直面这个时空的现实。脱离了现实，作品能深刻得起来吗？没有现实忧患的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作家不能脱离他的时代。有的作家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有的作家却一辈子在胡编乱造，连文学是什么都没搞明白。现在，特别是有些网络作家，我认为他们只能叫商业写手，离真正的文学和真正的作家还很远。一个作家，只有路走正了，作品才有分量。

　　我之所以这样写，写成如今的样子是有缘由的。我自己就是个底层人，各式各样的工作我都干过，各式各样的生活我都经历过。我出身于普通家庭，我家父母和两边的亲戚，翻出八代也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这样不进入文字记载的人是人类中的大多数，所谓底层，就是这类人，他们的一生，从某种角度说，确如蚂蚁的一生，跟一片枝叶的一生没有两样。我熟悉这样的人，对这样的人充满感情，我不写他们，我就没有写作素材。我所写的底层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