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 1954年出生江苏南京，现代作家、文学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复旦大学教授

　　主持词

　　李相银（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安忆来到淮阴师范学院，成为演讲嘉宾。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也是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从1980年代的《小鲍庄》，到1990年代的《长恨歌》，再到新世纪的《启蒙时代》、《天香》，几乎是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奉献出了非常重要的作品。她不仅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宝贵的文学财富，而且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绕不过去的标识。今天我们邀请她来给我们分享她的写作经验和文学观念。

　　插队·苦闷·写作

　　“我与写作”这个题目很大，可以谈的内容有很多，今天我主要想谈两点。第一点是我的经验与写作，第二点是我的写作经验。

　　关于“我的经验与写作”，我想谈谈我个人的经历。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初中毕业就去农村插队了。那时我只有16岁，去了安徽淮北，到了一个陌生的村庄。那里只有我一个知识青年，我住在村中农人的家里，在那儿生活，感觉非常苦闷。一方面是因为远离家乡，一方面是生活不适应，还有就是对前途完全没有信心，看不到一点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母亲开始跟我通信。她也是一个作家，同学们在中学课本可能会读到她的小说《百合花》。我母亲当时自己的处境也不好，已经“靠边”，根本不能从事文学工作，对文学也已经没有信心。看到我那么小，独自在村庄，又没有办法照顾我，她就只能跟我通信。我们之间的通信非常之多。那时的通讯没有现在这么快捷，一封信在路上可能会走四天、五天，都说不准。我常常是一封信写出以后没有等到回信就开始写第二封，我母亲也是这样，所以我们通信非常频繁。

　　我母亲怎么安慰我呢？她没有办法安慰，就给我提了一个建议。她这个建议让我在日后的生活中越来越体会到这里面的用心。她说：你现在不妨把你的生活，你的经验，你所看到听到经历到的，你周围的农人、小伙伴们发生的事情等等，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将来也许会有用。但是当一个人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就觉得你们所有的建议对我来说都是无用的。

　　我的父母其实从未指望我成为一个作家。在60年代当作家是很不安全的，尤其我的父亲还是“右派”，所以他们希望我们不要从事任何与意识形态、与艺术有关系的工作。我个人觉得，我母亲这个建议里面不会包含了考虑到我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作家。因为即便当时我母亲已经是一个作家的情况下都不能再做作家，更何况我一个小孩子，连初中都没有读完，怎么可能做作家呢？我一点都不以为她这个建议是和我将来成为一个作家有关系。所以我根本没有按照母亲的建议去做，去记录一些什么。当时我日记里充满的完全就是我的苦恼。当我现在看到一些中学、大学的孩子，他们在网上写作常常会写自己的心情的时候，就会想到那个时代。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发生，但是我却完全注意不到，完全被自己的苦闷给抓住了。我只写自己的心情。现在回头看当时的心情，就只有两个字——苦闷，连一点快乐都没有，很单调。后来当我成为一个所谓的作家，上海作家协会搞了一个王安忆小说研讨会。那时候的研讨会十分严肃而且诚恳，当时我都不在上海，而这个研讨会还是如期召开了。上海作家陈村在会上发言第一句话就说今天我们缺席审判王安忆。

　　过了若干年，我母亲去世以后，在整理她遗物的时候，发现母亲在当时研讨会上的发言被整理成文，在一个内部杂志上发表了。我看到母亲当时的发言，其中提到了我在插队落户时给她写的信。我已经完全想不起当时信上的内容。我母亲发言中提到了我信中所写的我在农村里的生活。比如有一封信说，春天到了，别人家房梁上的燕巢都来燕子了，而我的还空着。村庄里的农人有一种传统，觉得如果这家人的燕子窝没有燕子回来的话，这家人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就非常期待燕子来，等到有一天燕子来了，我就在信中告诉母亲，今天我的燕子飞回来了。我母亲记得很清楚，而我已经忘记了。还有一封信上，我告诉母亲我和一个蚌埠来的知青一起用板车拉粮食进城，我们一个掌车一个拉纤。在路上当我在拉的时候，这个男知青很调皮地在后面喊赶小牛的号子。我母亲说她眼前就出现了画面。再有一封信，写的是村庄里两户人家吵架，持续了好多天。他们出工的时候是不吵的，而一放工就开始吵，就像余兴节目，全村人都去看。我把这个过程写信告诉了我的母亲。

　　看到母亲对我当时记录下的事情那么有兴趣，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感动，可我当时对这些客观事情的发生完全没兴趣去关心，也没有什么热情，都完全遗忘掉了。我想这挺可惜的。如果当时我听我母亲的话，把当时在农村的日日夜夜都做些记录，那我今天写作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材料。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母亲可能是暗暗地期望我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作家，所以她说我在农村所有的经验会有用。我想母亲说的“有用”是不是指有助于让我成为一个作家？但是又觉得不像。因为母亲对我成为一个作家实在是不抱热情的。只是后来看到我别无所长，在80年代我能够从事写作而且不断地发表，没有受到太大的挫折，也就默认了。但是她从来没有口头上说过让我成为作家。所以我还是觉得我母亲当时对我的建议里面还有别的用心。这种用心到今天，我又有一个新发现。其实我母亲讲的是，你那么苦闷，你的青春那么荒芜，看不到任何希望，不如去看点什么写点什么，至少每一天的生活会有一点乐趣，能帮你度过眼下的日子。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到了母亲的良苦用心。

　　再回到“我的经验与写作”。在我最初的写作里面，经验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我觉得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很贪婪的，似乎是张开了所有的感官，每一个毛孔都在不断地吸收经验，像海绵吸水一样，把自己注得非常饱满。这个时候写作就是把吸入的东西慢慢地释放出来，让它流淌出来。我最初的写作说宣泄也罢、描写也罢，其实就是在释放自己的经验。

　　最初的时候，我的小说里面有一个人物叫作“雯雯”。当时上海有一个工人评论家程德培，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就叫《雯雯的情绪天地》，这是第一篇评论我的创作的文章。“雯雯”是在我的短篇小说里出现好多次的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的年龄、经历在某些地方和我都非常吻合。后来我又写了一个长篇也是我第一部长篇，以她为主人公，但是不完全按照我自己生活的轨迹，而是在某一个地方我和她有了分歧、分道扬镳，也意味着从此告别这个人物。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正在流行。在这种激烈的文学思潮中，雯雯的形象偏离开主流，和整个大时代的声音都不太符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显得很清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喜欢。

　　我现在想想这个女孩子之所以会得到大家的喜爱，可能就是因为她非常日常化，就像我们现在说的邻家女孩，她没有远大的英雄理想，很普通，但是她却有自己的追求。她的追求非常的单纯，天真，但是在那个时候，在整个宏大叙事里面却带来了新鲜的空气。这可以说是我的成名阶段，人们忽然知道有个王安忆，和王安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雯雯。其实这个阶段是非常短的，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时间我写了很多短篇，大多关于雯雯。

　　似乎一开始，我在文学里面的位置就是与主流偏离一点。虽然我的身份是知青，但是在知青文学中我又是很难纳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我也没有太多介入。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个前辈作家，就是张洁，当时，她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小小的文章，这篇文章有人把它归入小说，有人认为这是篇散文，这篇文章叫《拾麦穗》。写了一个小姑娘，也许是张洁自己，到了收麦子的季节就去拾麦穗，然后和一个卖灶糖的货郎去换灶糖。这就是一个馋嘴的小姑娘，十分盼望老货郎来，就像等待情人一样，等待这个卖灶糖的老头来。我不是一个文学意识自觉性很强的人，张洁的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发现我是可以写作的，这样的情节、情绪我有很多很多的。如果不是张洁做榜样，我都不晓得该把我的情绪和经验纳入到哪一个文学规范里去。因为那个时代文学总是要求一个既定的主题，这个主题必须是与社会共识有关系，而我的经验很难纳入到任何一个主题的范畴里边去。而《拾麦穗》这篇小文章忽然之间让我心里打开一扇门，让我认识到可以写这样的一种不需要命名的东西，而且这样的东西我有很多。“雯雯”的故事和这篇小说的影响是有很大关系的。在那个时候，文学的运动都是很激烈、很汹涌的，都有非常响亮的口号，在这些口号里边我很难找到归属。但就是这篇小东西让我有了归属。

　　但接下去问题就来了。因为经验是很有限的，是不够用的，我很快就把属于雯雯的故事都写完了。接下去该写什么呢？这个人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简单，很浅薄，和我个人非常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经验都是非常局部的。我们所经历的事情都已经写完了，我还能继续写什么呢？即便后来又写了一个和知青文学有点关系的小说，《本次列车终点》。那个时候那种愤怒地控诉的知青文学已经走过去一大截了，所以我只能算赶上末班车。知青都已经回城了，从历史的大潮走入日常生活。我只是续写一个知青文学的尾巴，写知青回到城市以后所面临的困惑。这种书写始终没有跳出自己的经验。所以我最初的写作很被自己的经验缠绕，哪怕这些经验不是直接的，只是心理的经验，我还是被它缠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