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

　　叶嘉莹 出生于1924年，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自1954年开始，在台湾大学任教15年，其间先后被聘为台湾大学专任教授、台湾淡江大学及辅仁大学兼任教授，1969年迁居加拿大温哥华，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现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馆馆员。

　　演讲人：叶嘉莹 演讲地点：天津市图书馆 演讲时间：2015年4月

　　光明讲坛联合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天津市新闻出版局主办叶嘉莹先生“从漂泊到归来”演讲，91岁高龄的叶先生坚持站立在天津图书馆讲台上，一讲就是一上午。这次演讲的内容几经编辑整理，最终由叶先生审定，今日刊发全文，以飨读者。

　　我是1924年生人，生活差不多将近一个世纪了，是一个老人，现在我要讲的题目是《从漂泊到归来》，从我离开故乡北平，现在的北京，到海外去，到我回来教书。我一生漂泊，现在回想从前，真是往事如烟，前尘若梦，很多详细的情况都追忆不起来了。不过幸而我有作诗的习惯，这让我随时内心有什么感动，常常用诗记写下来，我记写的都是当时我非常真诚的感情。

　　我出生的年代是民国建立后，各地军阀混战的时期，1937年又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走过来的。当时很多的有志之士都希望能够从事有建设性的事业以复兴祖国，因为甲午之战我们中国海军溃不成军，至于空军更是一无所有，所以我的父亲北大外文系毕业后就进入了当时中国第一个从事航空建设的机关——国民政府的航空署工作，后来改名叫作航空公司。当“七七”事变后，我父亲一路随着国民政府退到重庆，而母亲带着我和我的两个弟弟在沦陷区北平。由于父亲多年没有音信，母亲忧伤患疾，到天津租界进行手术治疗，在从天津回北京的路上，母亲因术后伤口感染病逝在火车上。我从小就遭遇到国和家的各种苦难。

　　1939年，我15岁，写了《蝴蝶》这首小诗：

　　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

　　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

　　当年我在北京的老家是一个大的四合院，方砖铺地，我母亲在我们西屋的房前开辟了一片小小的花池，夏天萤火虫、蝴蝶都在花丛中翩跹起舞。一个秋天寒冷的傍晚，一只小小的白蝴蝶落在院子中间地上后再也飞不起来了，我就蹲下来看了它半天，当时真的觉得生命是如此之短促，如此之脆弱。我也没有什么清楚的想法，就写了这首小诗。

　　1940年的夏天，我又写了首小诗《咏荷》：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

　　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

　　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多年没有音信，只知道父亲所在的地方国民党军队一个城一个城地陷落，而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就想到人世间有这么多的战争、这么多的灾祸、这么多的苦难，我们都是在人生的苦海之中迷失了自己，我们不知道这苦难的一生有什么价值，我们来到世界到底该做些什么，反省些什么，什么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

　　还有一个很巧合的事情，我出生在六月，在中国传统说法里六月的花是荷花，所以我的小名就叫做荷，我从小就对荷花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荷花从佛法上说，是一种救度的莲舟，而我们家里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我说“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我想我也是苍生中的一员，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被度脱？

　　上了大学，顾随先生教我唐宋诗，他讲诗讲得非常好，有时也教我们作诗。我从小就在家里作诗，我就把旧作抄了几张纸送给老师看，顾先生看了以后对这些诗很赞赏，这更加激发了我写诗的兴趣。有一天顾先生把我作的诗发回来，说都写得不错，想帮我发表，问我是否有笔名？我当时没有笔名，顾先生让我取个笔名，我突然想起有种鸟叫迦陵，想迦陵和嘉莹的读音差不多，我说就叫迦陵吧，我就有了一个迦陵的笔名。

　　1944年秋冬之际，我突然间想写律诗，就一口气写了好几首。第一首诗叫《摇落》，那是写初秋的景色。我写道：

　　高柳鸣蝉怨未休，倏惊摇落动新愁。

　　云凝墨色仍将雨，树有商声已是秋。

　　三径草荒元亮宅，十年身寄仲宣楼。

　　征鸿岁岁无消息，肠断江河日夜流。

　　我到现在读这些旧诗，当年的情景，就恍如仍然在眼前。我们家里有棵很高大的柳树，前两天蝉还在鸣，没想到一场秋雨一场寒，转眼之间盛夏就过去了，我就写了这首诗。

　　后来秋天越来越深了，我就写了五首晚秋杂诗。后来我将《摇落》和《晚秋杂诗五首》交给了顾随老师，老师读后，不仅一字未改，还以《晚秋杂诗六首用叶子嘉莹韵》和了我六首诗。这时候已入寒冬，我继而又写了一组诗，题为《羡季师和诗六章用〈晚秋杂诗〉五首及〈摇落〉一首韵辞意深美自愧无能奉酬，无何，既入严冬，岁暮天寒，载途风雪，因再为长句六章仍叠前韵》，其后顾随先生再和了我六首诗。

　　这组诗中，有一首我写道：

　　尽夜狂风撼大城，悲笳哀角不堪听。

　　晴明半日寒仍劲，灯火深宵夜有情。

　　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

　　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计如斯总未更。

　　后来有读者问我，你怎么这么年轻就写这样的作品呢？我是莫知其然而然，莫知其为而为，总之就是写了这样的诗。

　　第一句是写实，呼啸的北风吹得好像大地都要摇动了，那是1944年，是胜利的前一年，也是抗战最艰苦的一年。我们在北平，傍晚至深夜，就能听到日本人在街道上喝醉酒唱着歌，开着卡车呼啸而过，所以我说“尽夜狂风撼大城，悲笳哀角不堪听”。当时已经是抗战的后期了，有时有一些好消息传过来，但是毕竟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仍然承受着苦难，所以我说“晴明半日寒仍劲”。我希望我们年轻人记住：我们的国家曾经有过这样的苦难，如果我们不奋发图强，苦难还会再来。

　　尽管外面是这样的战乱，但是我在沦陷区中关在自己的房间，还有一盏煤油灯，还有一炉火，我就还有光明还有温暖，我也就还有希望，所以说“灯火深宵夜有情”。后四句是说你身为人活在世界上，就该为人类做一些事情，你要做事就会有责任，就会有人批评指责，你要有这种担荷和牺牲的精神，你的心必须要有一定的持守。

　　我还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诗，说“甘为夸父死，敢笑鲁阳痴”。夸父是追太阳的，我希望尽我的力量做一些事情，我当然也没有什么大的本领，没有大的学问，但我真的喜欢诗词，我从诗词里看到古代的诗人那种美好的心灵，美好的品格和操守。我觉得应该把我看到的这么好的东西说出来，留下去。我一直在教书，情不自禁。这么好的诗词，不让青年人知道，不但是对不起青年人，也对不起古人。我已经九十多岁了，还坚持站着来讲课，这也是对诗词的一种尊重。当然人总是会老的，我现在有点跑不动了，走路常常怕跌跤。但体力虽衰，志意仍在。

　　我还写过一首诗是《转蓬》：

　　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

　　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

　　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

　　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人生的流转，人生的命运，不是你能掌握的。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远大的志意，我从来不去主动追求什么，把我丢到哪里我就在那个地方尽我的力量，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24岁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我天生就是个好学生，从初三到高三毕业，我一直是第一名，大学从二年级到四年级毕业，也是第一名，但是我从来没有争过第一，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尽我的力量把书读好。我的老师都喜欢我，不仅教我诗词的顾随先生喜欢我，中学时候一个教英文的女老师也喜欢我，这个女老师有个弟弟，于是这个老师就很热心地把我介绍给她的弟弟了。

　　1948年，我们结婚后，他在南京工作。转眼之间国民政府败退，当时我父亲是中国航空公司的人事科长，我先生在海军学校教书，他们都要随国民政府去台湾，所以我们就在1948年11月来到了台湾。到了台湾以后，我在彰化女中找到了一个教书的工作，1949年生下了我的大女儿。1949年圣诞的前一个晚上，我先生趁着圣诞的假期从左营来看我们，12月25日一早，天还没有亮来了一群官兵，把我的房间都翻搜遍了，然后就说要把我先生带走，说他有思想问题。我带着女儿跟他们到了左营的海军军区，等了两天，什么消息也等不出来，我又回了彰化。第二年，我的女儿还没满周岁，彰化警察局又派了一群人，把我还有其他几位女老师带到了警察局，说我们都有思想问题，叫我们写自白书。后来警察局长看了我写的自白书，说这人真是不懂政治，就是教书作诗，就把我和女儿放出来了，放出来我们就无家可归了。于是我就投奔了我先生的姐姐，他们家在左营，可以顺便打探我先生的消息。他姐姐家里也不宽敞，只有两间窄小的卧室，姐姐、姐夫住一间卧室，她的婆婆带一个孙女和一个孙子住一间卧室，所以我跟我的女儿，到晚上等更深夜静，大家都睡了我就拿一个毯子铺在他们的走廊上，带我女儿睡觉。这就是我当年的生活，所以我就写了《转蓬》，我说从漂泊到归来，这是我的漂泊。

　　我的诗说“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那时我们在战乱之中，真是身不由己，人飘落到哪里都不是自己的选择。离别战乱断了乡根，那个时候我们不敢和大陆通信，完全没有一点故乡的消息。“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是说我没有托身之所，灾祸无缘无故就降临了。“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当时台湾白色恐怖非常可怕，你要是被怀疑有问题，你的亲戚朋友都不敢跟你来往。“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我在别人家里寄宿不可以痛哭流涕，只有自己把泪咽下去。

　　我有了白色恐怖嫌疑以后，就没有资格去申请学校教书了，在这样苦难的日子，我就常常做梦，总梦见我回了老家，回到我的故乡北京。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在教书，梦中我在黑板上写了一副对联：“室迩人遐，杨柳多情偏怨别。雨余春暮，海棠憔悴不成娇。”人在梦里作什么诗呀，脑筋糊里糊涂，梦里的诗通常是我以前读过的诗中的句子。“室迩人遐”出自《诗经》，是说你虽然住得很近，但是人很远，就像我梦到我回到老家四合院里，门窗都是关的，一个人都见不到。杨柳的柔条本来代表绵长的相思情意，因此古人才折柳送别。可是杨柳的多情，却总是在留别的时候被人折断送别的，所以“杨柳多情偏怨别”。1949年的冬天我先生被关，1950年我被关，我只有二十多岁，我真是“雨余春暮”，经过了多少风雨的摧残，春天就走了，我的青春就走了，所以“海棠憔悴不成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