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郭红松

　　那时公立的中学我不敢申请去教书，我在台南的私立光华女中有一个亲戚，他找到更好的工作空出了职位，说你去替我代课吧。我带着孩子需要一个宿舍，所以就到这个有教职员宿舍的女中教书了，在那里教书教了三年。1951年我写了一首《浣溪沙》：

　　一树猩红艳艳姿，凤凰花发最高枝，惊心节序逝如斯。

　　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

　　台南有一种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树叫凤凰木，非常高大，很茂密的叶子，夏天在树顶上开出火红的花，非常漂亮。李商隐写过一首五言绝句：“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李商隐一生都漂泊在外地的幕府之中，妻子儿女都隔绝了，他说在我漂泊孤独的天涯又是一天过去了，假如黄莺鸟要是有眼泪，会把眼泪洒在最高的花朵上，那是何等的悲哀。所以我说“一树猩红艳艳姿，凤凰花开最高枝”，这是多么美丽多么高的花，却又是多么大的悲哀。我真是没有想到我经历了抗战的苦难，经历了漂泊流离的苦难，经过了牢狱之灾，所以说“惊心岁月逝如斯”。“中岁心情忧患后”，其实我那个时候只有二十多岁，可是我经过了那么多忧患，我的心情已经是中岁的心情。“南台风物夏初时”，是说我眼前看到的是南台湾的景色，这不是我故乡的景色，北京没有这么高大的凤凰木。“昨宵明月动乡思”，是说我昨天晚上看到天上的一轮明月，想到往事如烟，前尘若梦，当年在故乡的那些欢乐的时光永远不会回来了。

　　1952年，我写了一首《蝶恋花》的小词：

　　倚竹谁怜衬袖薄，斗草寻春，芳事都闲却。

　　莫问新来哀与乐，眼前何事容斟酌。

　　雨重风多花易落，有限年华，无据年时约。

　　待屏相思归少作，背人划地思量着。

　　我眼前没有选择余地，只能在这个私立中学教书，所以“莫问新来哀与乐，眼前何事容斟酌”。“雨重风多花易落”，是说我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经过了这么多苦难，雨重风多，我这个“花”转眼就零落了。当年我的誓言、理想、追求都落空了，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有限年华，无据年时约”。“待屏相思归少作，背人划地思量着”，是说我已经把年轻时候那些作诗填词的理想愿望都抛弃了，可是你的感情、你的旧梦忽然之间就会回来，所以我梦里会作诗、会写联语，我白天不能做的事情就跑到梦里出现了。

　　后来，我先生出来了，证明他不是“匪谍”，我也就没有白色恐怖嫌疑了。我当初在彰化女中教书的时候，有些在那里的同事，觉得我教书教得好，就把我请到台北的二女中去教书。我一到台北，台湾大学就也请我去教书，然后辅仁大学在台湾复校了也请我去教书，淡江大学也请我去教书，我都是不教书则已，一教书就会有很多所学校请我去教。我的生命都用在教书上了，我喜欢诗词，也想把我对诗词的喜爱传给下一代的人，所以我教了那么多学校。

　　后来开始有了电视，我是第一个在台湾电视上讲古诗的人，也在教育电台广播讲过“大学国文”。西方的汉学家，那时候到台湾来看见我到处在讲课，就有人邀请我去美国讲课。密歇根州立大学与台湾大学有交换计划，台大钱思亮校长就说要把我交换过去。

　　去美国教书之前，台大安排我去补习英语。当时我在三个大学两家电台教书，上午三节课，中午回家吃完饭，下午三节课，晚上吃完饭，夜间部还有两节课，星期六晚上还有广播的录音。我英文补习的课就在星期六的上午，当时英语补习班里都是三十来岁要出国的年轻人，我大概有42岁了吧。那时用的课本是《英语九百句》，内容都是生活用语。教书的是一个美国来的女老师，她要求我们一定要背诵。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背书、背诗，我就很能背，后来结课时有人告诉我，我平均分是98分，是全班第一名。

　　光学完英语还不行，要出去之前，美国派哈佛大学的海陶伟教授来口试，他口试完了以后就要把我邀请到哈佛大学去。但钱校长说不可以，他说我已经跟人签了约的，所以我就必须去密歇根。然后第二年哈佛大学就把我请去做客座教授。

　　那个时候，海陶伟教授特别优待我，下午五点钟图书馆的学生和老师都走了，我一个人可以在四壁图书的图书馆里工作到任何时间，那真是我觉得最美好的时间。但我也不是只会工作，周末我的学生就会开着车带我到各地去旅游，带我去看漫山遍野的红叶，我最喜欢那时的生活。

　　到了暑假，两年的交换期满，我就要回台湾。哈佛大学的海陶伟教授就留我，说你先生也在这里，两个女儿也在这里，而且台湾把你们关了那么久，为什么你要回去。但我坚持要回去，我说第一个我要守信用，我的交换是两年，台湾那三个大学、两家电台还在等我回去开学教课，我不能失信于他们。还有我八十岁的老父亲在台湾，我不能把父亲一个人留在那里。所以我坚持要回去。临走的时候，我写了《一九六八年秋留别哈佛三首》，其中一首写的是：

　　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

　　曰归枉自悲乡远，命驾真当泣路歧。

　　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

　　浮生可叹浮家客，却羡浮槎有定期。

　　当时是九月，我到哈佛远东系要穿过一个广场，周围的树都开始落叶，而落叶归根，我又要归去哪里呢？所以说“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我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台湾，还是回到我故乡北京？我当然愿意回到我的老家北京，但是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回不去，所以我说“曰归妄自悲乡远，命驾真当泣路歧”。“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是说我回不去故乡，又把我的两个女儿留在美国。“浮生可叹浮家客，却羡浮槎有定期”中“浮槎”是古人的一个传说，有一个浮槎每年来去，如期而至，而我却不知道是否能够再回美国跟先生、女儿见面，更不知何时能回到故乡北京。

　　回台湾后，第二个暑假我决定带父亲一起去美国。但美国在台湾的领事馆藉口说我有移民倾向取消了我的签证。于是我准备从台湾先到加拿大，然后再到美国。但我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却仍无法得到去美国的签证。后来经海陶伟教授介绍，我就到UBC大学去任教。但该校的亚洲系主任要求我必须用英文授课，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我每天晚上查字典备课到凌晨两点，白天再讲课。我这个人也许天生有教书的天赋，我的文法也许不完美，发音也不完全正确，可是我就是用蹩脚的英语把诗歌的感动讲出来了。所以我授课以后，选修中国古典诗歌的学生越来越多，很快我就申请了一个助教，因为我要用英文教课，看作业，看考卷。慢慢的我的英文水平也被逼出来了，这并不是一件非常顺利的事情。可是在国外就算我教书学生们喜爱听，但是我不能像在中国教书这么随性发挥，所以我就写了一首诗《鹏飞》：

　　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地行。

　　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余生。

　　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大陆，我教书都可以随心所欲“跑野马”，可是现在却查着英文生字给人上课，跟在地上爬一样。我之前在北京教书算是“北海”，在台湾教书算是“南溟”，这两个能用母语教书的地方我都离开了，只是为了生活不得已留在了异国。

　　后来中国和加拿大建交了，我想国家间都建交了我应该能回去了，1974年我申请回国探亲。回国后我写了一首长诗《祖国行》，有1870个字，其中有一段写道：

　　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

　　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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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了我的故国故乡三十年，我在飞机上远远看见北京一片长街灯火，我想那是不是我小时候常常来往的西长安街，当时我的眼泪就留下来了。那次探亲我见到我两个弟弟、弟妹，侄子、侄女。

　　1976年3月24日，我的长女言言与女婿永廷发生车祸双双殒命，我日日哭之。之前我去美国开会，曾沿途先到多伦多大女儿家，开完会又去费城看望小女儿家。那时候，我真的是内心充满了安慰，我想我这一生受尽了千辛万苦，现在毕竟安定下来了。但谁知就在我动这一念的时候，上天给了我惩罚。我的大女儿跟我大女婿，开车出去旅游出了车祸，两个人同时不在了。所以我就写了哭女诗十首。其中有一首诗是：

　　从来天壤有深悲，满腹酸辛说向谁。

　　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

　　我辛辛苦苦地工作，主要是为了维持我的家，各种艰辛都受过了。可是经过那次大的悲痛后我忽然间觉悟了，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这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我要有一个更广大的理想，我决定回国教书，我要将古代诗人们的心魂、志意这些宝贵的东西传给下一代，所以我就开始申请回国教书。

　　很多人问我：“你是南开的校友吗？”“中国那么多的大学你为什么跑到南开来？”我将用下面这两首诗来回答这个问题。

　　当时我决定申请回国，就开始注意国内的新闻，我看到一个消息：南开大学李霁野先生复出担任外文系主任。我之前就认识李霁野先生，我在辅仁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李先生是辅仁大学外文系的教师。他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好朋友，台湾光复后，曾经被邀请到台大教书，我在经历白色恐怖之前，曾在台大见过他。我马上给李先生写了一封信，说我现在正申请回国教书。李霁野先生很快给我回信说，你回来正好，现在祖国的形势一片大好，我们都在努力做一点事情。后来我写了一首诗：

　　却话当年感不禁，曾悲万马一时喑。

　　如今齐向春郊骋，我亦深怀并辔心。

　　海外空能怀故国，人间何处有知音。

　　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

　　我说我在这个时候也愿意回来，为祖国的教育尽上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