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球迷冲突事件过多的政治化解读，或为肆意使用国家机器大开方便之门。

欧洲杯开赛以来，球迷冲突事件天天抢夺媒体头条位置。许多报道将之归诸足球流氓惹的祸，这多少有些不客观。球迷冲突事件事出多因，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坐在同一列开往比赛地火车上的瑞典和爱尔兰球迷之间的相互对骂和轻微肢体接触，与俄罗斯球迷和英格兰球迷的大打出手致人重伤，显然不是一回事。

是球迷荷尔蒙旺盛还是足球流氓别有用心，是普通的球迷冲突还是足球犯罪，这个界限向来不好划分。

英格兰被认为足球流氓的主要发源地，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足球流氓群体就已基本网络化、组织化，形成了固定的地下体育文化，没有研究能够验证出这一现象形成的具体原因。能够总结的，是足球流氓的活跃度与经济景气度呈反比。越是经济糟糕，足球流氓行动越频繁，暴力级别也越高。

但是，从足球流氓的构成变化看，又在对这一结论作出了反证。过去足球流氓主要产生于低收入、单亲家庭，但后来有技能的群体甚至上流社会人群也不断加入进来。这似乎表明，足球流氓与其个人收入水平、所处社会层级并无必然关联。

难以预测或许本来就是人们内心深处的天然存在。勒庞指出，个人一旦融入群体，就会自觉不自觉地主动湮没自身个性，以在群体中获得安全感和认同感。广场效应提供的庇护赋予了个人为所欲为的勇气，而将道德、法律约束抛在一边。而心理学家津巴多的路西法实验则告诉人们，一旦进入规定性的“角色扮演”的情境，路西法短时间内就可能变成撒旦。

而足球场正好就是勒庞所说“广场”和津巴多所说的“规定情境”。足球比赛如同一个媒介，连通了个体和群体，在一个临时存在的空间里赋予了网络时代个人寻求归属感、释放情感的最好机会。而且，这个机会因为爱家乡、爱国、爱足球等加持，而变得格外正义。

毫无疑问，球迷们基于爱国、爱家、爱足球而释放的情感无可非议。情感释放本身常常就不是利他的，相反常具有潜在破坏力，有可能引发各种各样的对立和冲突。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将之与足球流氓、足球犯罪间直接画上等号。这种等式的危害在于，它会赋予对球迷冲突事件过多的政治化解读，甚至为肆意使用国家机器大开方便之门。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等式才成立。即有意鼓励或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秩序和他人生命。俄罗斯杜马个别议员表示支持俄罗斯球迷闹事，俄罗斯、德国足球流氓蓄意通过血腥暴力抢夺足球流氓的“正统地位”，极右翼势力介入球迷中试图获得主导权，这比球迷冲突更值得警惕。

我们已经过了对体育附加过多政治解读的阶段，对于球迷冲突事件，也需划清冲突与犯罪的界限，而非一概放大解读。把一场大型赛事与欧洲经济、难民问题、极左或极右翼势力崛起等等都关联起来。即使各种关联都间接存在，但足球流氓既不代表球迷主流，欧洲的政治社会弊端也不代表欧洲杯得了重症。一码归一码，体育才能还原本真。不然，熬夜看球多累。

□徐立凡（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