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支持丈夫告到最后”

2016年，已经74岁的汪康夫放下写材料的笔，拿起烟斗慢慢抽上两口，眼神明亮——他身上少见经年申诉者的悲情，更多时候是温和的：他高高瘦瘦的，须发尽白，穿着干净整洁，左手腕上戴着一块老式白钢手表，动作不急不缓，语气不高不低。

汪康夫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如今都成家立业，还给父母盖了新房。父母年岁大了，大女儿金凤就和一双儿女回家照顾父母。

这一家人，除了汪康夫不苟言笑，母亲、女儿、外孙女、外孙都有暖心的笑容。金凤说爸爸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他最大的幸运就是娶了我妈，又生了我们。”她又转头问母亲，“你最大的幸运是什么？”老太太不好意思，指指汪康夫，“最大的幸运就是嫁给了老头子啊”。

1975年，33岁的汪康夫减刑一年出狱，村里人帮他向邻村29岁的周三英提亲。周三英答应嫁给汪康夫，因为门当户对。她的父亲在解放前逃亡香港，怕找家庭出身太好的人受委屈。

刚结婚，周三英就问丈夫：你到底有没有这事？汪康夫说没有，但凡有一点，就不告了。从此，周三英说她没有一次动摇过，哪怕孩子都劝父亲算了，她也支持丈夫告到最后。

汪家一贫如洗。周三英把娘家人塞的结婚红包拿出来给汪康夫买邮票和信纸。为了赚钱，体质弱的汪康夫在家种菜、孵小鸭，妻子一大早就挑出去卖。实在凑不够去申诉的路费，妻子就去借钱，没少看别人脸色。

小外孙女雅婷腼腆地笑着说自己很崇拜爷爷，从爷爷那里学到了要有礼貌、关爱家人；大女儿金凤觉得爸爸教会她们兄弟姐妹诚实、信用、善良和宽容。

江西电视台采访金凤时问道，爸爸的事对你们子女有什么困扰。她对着镜头：“我们头一直抬得挺高的。因为这本来就是冤枉的，怕什么呢？”

但汪康夫的小女儿汪珍珍向澎湃新闻回忆起她小时候，父亲和村民起争执，人家甩来一句“你这个强奸犯”时，眼泪还是止不住往下滚。

“爸爸很生气很激动，却也没有说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从小最常见的场景就是父亲在屋子里写信，她从没开口问过父亲“强奸犯”是什么，“爸爸被骂不吭声，（我）如果问他会让他更难过，也不知道从哪儿问起。”

1979年，汪康夫收到同村石市小学校长钱秋胜的邀请，去学校当代课老师。钱秋胜是汪的初中同学，如今已经退休。他对澎湃新闻说，当时觉得汪康夫是个老实人，又深知他的教学水平，赶上学校缺老师，就找到了他。

1985年，重新教课的汪康夫被选拔到县里比赛，获得“全县小学语文最佳一堂课一等奖”，公费到北京旅游。

虽然汪康夫还是尽职尽责教学，但他和学生的关系变得不亲不疏。“吃一堑还不知道长一智吗？”每天下完课，就回家忙农活。他变得很沉默，路上遇到熟人和陌生人在一起，他不会打招呼，害怕曾经劳改犯的身份拖累了熟人。

金凤说她觉得爸爸从来没有开心过。汪康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至今怀念上世纪60年代的时光，那时他晚上备课到深夜，给同学们准备英雄故事、传记故事、童话故事、笑话故事。他组织学生搞课外活动，爬山、打球、玩“侦察兵”游戏。他发表诗歌、小小说，梦想将来在写作上有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