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基础科学没有预先准备好的方向，但得有准备

东方早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您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可能是需要星星之火来燎原，需要每个学科都有一些领军人，他们在里面扎根，带起了一批年轻人涌进来，形成一种氛围。

杨振宁：对。可是困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前沿多得不得了。现在有很多我年轻时不存在的科学，比如说材料力学。我们念书的时候，没有一个叫材料力学。实际上花样很多，每个花样都可以有新的东西发展起来。这其实是代表，要想在一个科学发展很落后的国家，搞出来最成功的研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东方早报：这么多前沿的方向，对国家来说，它怎么判断是需要在这个项目上投入得多一点，倾斜一点，另一个项目稍微少一点？也就是说怎么把有限的科研资源效用最大化？您怎么想呢？

杨振宁：你讲的正是最难的问题，而且我不觉得有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是这样，你如果知道有什么应用，你就冲着这个应用方向走，这个决策比较容易。你觉得需要做更好的坦克，于是你就发展更好的钢材、更好的火药。可是基础科学呢，常常不是系统地在那发展，就像青霉素就不是系统地发展出来的。像这种怎么能够发展呢？这是难题。

东方早报：所以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吗？有很多偶然性。

杨振宁：大概有这个意思，但是你讲“不可求”是讲得过火一点，应该说，不预先准备好小的方向，但是还得有大方向的选择。

东方早报：您刚才也提到应用导向的研究。现在中国也很强调这一点，但这是不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基础研究的发展呢？

杨振宁：是这样，我想中国政府非常了解，有些是非常清楚需要发展的方向，比如国防工业、钢铁工业，那么就向这方面投资，训练这方面的人才。这个我觉得中国做得很好，所以才能在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中搞成现在这种状态。中国自己也知道很成功，外国也很羡慕这种成功。但是现在中国可能有些着急，为什么我们最基础的科学发展得这么慢呢？我刚才说了，最主要的还是“传统”没有发展起来。

这个“传统”怎么发展呢？现在又出了新的问题，因为现在基础科学的发展方向很多，生物是一个大的方向；天文，现在贵州也搞了一个大设备；高能所要搞大对撞机；气象的人也有他们的计划；数学和应用数学也有计划。好，那么就出了一个问题，钱是有限的，人也是有限的，怎么分配呢？

这个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而且所有的国家都有这个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说要做大加速器，叫做SSC（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超导超级对撞机），当时已经动工了，前后搞了十年，在得克萨斯州搞了一个大隧道，已经花了30亿美元的样子。后来它老要超支，所以美国国会就说这东西是无底洞，不能再继续下去，就把它砍掉了，大概是1992年的样子。这整个现象代表的是，美国当时对于这样大的计划，它的筹划体系出了毛病。

东方早报：听说清华高研院没有经费申请、论文指标等要求，是吗？

杨振宁：对于我们内部没有，不过我们研究人员可以到国家自然基金会去申请经费。因为我们有够多的经费，所以他们所花的时间没有那么多。

东方早报：这其实也是国内很多学者所头痛的地方。

杨振宁：我们没有做实验的人，花钱多的、必须要申请经费的人都是搞实验的人，因为做实验动不动要几百万美元的设备，所以要去申请。

没有实验研究才可以有精简的小研究所。我们是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可是从全国全面发展来看，必须也要有大的研究所。基础科研怎样全面发展是非常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