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伟法在其自书的呼吁信中，还请求绍兴中院二审时对其当庭测谎，“如当庭测谎发现我在受贿问题（是否收受贿赂款、是否藏匿贿赂款）上有任何说谎的成分，我愿意服从二审法院的任何裁判，并不再申诉。”

就金伟法案测谎是否形成了书面报告、检方为何不提交给法庭等问题，12月29日，澎湃新闻联系了该案的公诉人、诸暨市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郦纪城，她表示，该案现已进入二审，希望澎湃新闻采访上级检察院；同时，她需要经院办公室才能接受采访。

澎湃新闻随后与诸暨市检察院办公室联系并发送采访函及采访提纲，截至发稿尚未收到院方反馈。

职务犯罪推广测谎，结论怎么用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易延友介绍，CPS多道心理测试，俗称测谎，是一种20世纪20、30年代起源于美国的技术，我国对测谎技术及其应用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引进和研究测谎技术，并首先运用于刑事侦查。

1999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批复四川省检察院的请示中，明确规定：CPS多道心理测试（俗称测谎）鉴定结论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鉴定结论不同，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可以使用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帮助审查、判断证据，但不能将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使用。”

在此期间，检察系统内极少使用测谎来配合侦查。

2009年，这一情况开始改变，最高检下发了《人民检察院心理测试技术工作程序规则（试行）》文件，明确全国检察技术部门开展心理测试工作。

此后，最高检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还曾下发《2014年检察技术和信息化工作要点》，明确指出，要重点发展心理测试等业务板块，服务、引导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自此，各地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开始大量使用测谎。

据《合肥晚报》报道，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检察院2013年开始采用测谎仪查办犯罪案件，“并成功侦破了3起自侦职务犯罪案件和10余件非自侦刑事案件，测试准确率达100%。”

《检察日报》报道称，2013年以来，云南省检察机关有9个检察院装备了心理测试技术设备，有8个检察院已运用心理测试技术辅助办案，办理案件100余件次。“心理测试工作在协助自侦部门讯问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了讯问效率和成果。”

正义网2016年12月2日的一篇关于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的介绍中显示，该检察院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已配备侦查测谎仪等各类侦查技术装备，为检察工作的发展提供高端技术保障，“实现职务犯罪的‘云侦查’”。金伟法在其自书材料中亦提及，检方人士来给他测谎时，提及测谎设备是“刚刚花了三十多万元装备的”。

专家：测谎不能做“入罪”证明，但可做“出罪”证明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证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中认为，既然是检察机关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测谎，那么测谎结果就应该告知当事人。不过，根据最高检1999年的批复，检察院在办理案件时，可以使用测谎结果帮助审查、判断证据，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不能向法庭出示和质证。

换而言之，金伟法案暴露了目前测谎技术在中国刑事侦查中的尴尬处境：一方面是检察机关开始装备心理测试仪器、大量使用测谎来配合侦查，一方面是测谎结论在法律上地位的缺失——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利的测谎结论，在现行法律下不能用来指控犯罪；对嫌疑人或被告人有利的测谎结论，也不能拿来作为被告人“自证清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