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库时代”带来新水情

　　如果说开发与保护的矛盾是生态保护中遇到的普遍问题，具体到长江经济带，湖库时代的到来是如今面临的新背景。

　　随着长江上游干支流陆续建成并投入运行一批大型水库、水电站，以及南水北调等重大调水工程的实施，长江中下游水文情势有了新的变化。就如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解振华在调研中谈到，长江生态系统已从河流生态系统变成了湖库生态系统。

　　对于湖南而言，“我们感谢三峡水库的建设运行，为沿岸避免洪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获益的同时也面临新的问题。”湖南省副省长张硕辅表示。“出现了水位逐年降低、枯水期时间提前、枯水期延长等现象和趋势。部分湖泊、湿地因此萎缩、支流河段断流干涸、长江水生生物生境条件也发生新的变化。”

　　以洞庭湖为例，受三峡工程蓄水影响，由于清水下泄、河道下切等，长江入洞庭湖水量从每年1500亿立方米下降到500亿立方米，衰减66%；枯水期更从500亿立方米下降到80亿立方米，衰减超过八成。由于长期洞庭湖水量出多入少，湖区的各类湿地正向湖心转移，呈明显退化趋势。水域面积的萎缩导致越冬候鸟、水类生物生存空间和环境的逐渐恶化，湖泊湿地自净能力降低，局部水污染加剧。

　　专家指出，水利工程的建设并不会造成水资源的浪费，还会起到调洪、蓄水等调节作用。现在的关键在于水资源的科学调配。

　　解振华认为，在新的水情背景下应利用已经建好的水利设施，在闸坝调控上做文章，通过调节存储水量使长江流域适应江湖互动现状，自然恢复湖库生态。全国政协委员沈瑾对此深表赞同。

　　新的河湖关系也凸显出科技支撑能力的不足。据悉，湿地常规生态监测目前仅在国家重要湿地和部分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不能对全区域湿地保护提供科技支撑，湿地修复技术、基础设施、手段、专业人才等也不足以适应长江经济带湿地多样化需求。再加上对新型江湖关系带来的影响估计不足，缺乏全面科学的综合考察与应对措施。

　　“九龙治水”水不治

　　除了关注水情变化带来的新情况，调研组发现，在湿地具体管理中，资源管理权属不清成为了困扰长江经济带湿地保护的重要因素。法制建设滞后和行政管理上的“九龙治水”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

　　据悉，湿地资源包括土地、野生动植物资源以及生态资源等。按照我国现行的管理体制，虽然国家层面明确林业主管部门牵头负责湿地保护管理工作，但实际管理中是按照不同资源要素分部门管理的模式。

　　“统计一下具有湿地管理权的部门，就涉及林业、环保、水利、农业、渔业、国土等26个。”张硕辅给出的数据令人吃惊。“由于国家层面缺乏一部明确湿地保护要求和界定相关部门职责的法律，不同部门适用于各自的法律，客观存在职责交叉不明、责任不清、多头管理但都不管的问题。”

　　岳阳市副市长熊炜对此有着深刻的感受。“法律不配套、不协调甚至相互冲突，给实际执法带来很多障碍”。熊炜向调研组解释，“在国土法规定的土地分类中，湿地仍属于‘未利用地’，即未被开发及无主地。虽然林业部门按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开矿、挖沙等活动，但按照渔业法规许可，是允许在天然水域内捕捞的；按照国土、水利部门的法规，是允许挖沙、采矿的，土地承包法也规定允许在湿地内种植林木、芦苇、莲藕……”

　　荆州市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也颇有同感。“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管湖不管人，沿湖周边主要的乡镇和行政村管人不管湖，各自为政，很难形成保护的合力。”

　　不仅管理部门之间权责不清，流域内各省市之间、各地市之间不同行政区域也存在分权的矛盾。“洞庭湖土地所有权分属4个市17个县市区，其中还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等形式。”湖南省林业厅厅长邓三龙感慨，“多种资源、多种权属、多个所辖市县及管理部门交集在一起，致使管理难以到位。即使地方颁布实施了地方性的湿地保护条例，也因为没有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层级较低，在法律效力上有限。”

　　此外，投入不稳定且没有形成专门的湿地保护补偿机制也成为各方反映的主要问题。据反映，国家近年来虽然加大了湿地保护投入，但是由于湿地保护起步较晚，历史欠账多，投入仍然不足。2006年—2014年，中央累计安排湿地保护投资26.3亿元。其中安排长江经济带10.5亿元，平均每年仅1.3亿元，远不能满足湿地资源常态性监测、湿地恢复、湿地保护执法等直接投入和保护湿地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补偿。

　　湖北省林业厅厅长刘新池就很感慨，“现在中央在湿地保护中的投入为2.5元/亩，而农民各种税费补贴是80元/亩，森林方面的补贴也不止这个钱。中央应提高湿地保护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