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取得这场中华民族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战争的胜利，全中国各阶层民众浴血奋战。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战斗之中，他们用自己的笔锋唤醒沉睡的中华大地，鼓舞群众以满腔热血夺取最终的胜利。本期讲坛特邀请张勇先生讲述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文化情怀。

张勇

　　■精彩阅读：

　　郭沫若的身影一直活跃于中国抗战的最前沿，他创作出文学审美内涵和社会价值俱佳的历史剧，他奔走各处发表激情昂扬的演讲，他利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团结知识分子和无党派人士共同抗战。就这样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唤醒民众抗战的热情，展现了血火淬炼的抗战情怀。

抗日演讲中的郭沫若

　　古今荟萃：独具审美内涵的史剧创作

　　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从日本神户出发，“别妇抛雏”，只身踏上了归国抗战的旅程。自此后，他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致力于构建全民族统一战线、激发民族抗战的事业。郭沫若的身影一直活跃于中国抗战的最前沿，他创作出文学审美内涵和社会价值俱佳的历史剧，他奔走各处发表激情昂扬的演讲，他利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团结知识分子和无党派人士共同抗战。就这样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唤醒民众抗战的热情，展现了血火淬炼的抗战情怀。

　　郭沫若不是一个囿于书斋的知识分子，他毕生都以民族兴亡和社会振兴为己任，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解放和文化精神振兴的事业之中，“五四”时期如此，北伐战争时期如此，抗日战争时期亦是如此。

　　1928年郭沫若因反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被迫流亡海外。在日本流亡的10年，郭沫若主要将精力用于历史、考古和古文字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相继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古代铭刻汇考》、《卜辞通纂》等历史研究名篇，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由于生存环境所迫，郭沫若不得不过着埋首书斋的生活，但他的内心却一直关注着国内社会局势的变化发展，并做好了随时奔赴国难的准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就在这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郭沫若毅然决然地躲过层层秘密追捕，归国抗战。在灾难深重的民族危亡与妻儿老小的生离死别之间，孰重孰轻，选择已经不言自明了。在归国途中黄海的航船上，郭沫若满含热泪地书写下“此来拼得全家哭，今往还将遍地哀。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的感人诗句，由此，他归国参战的决心和视死如归的精神展现无遗。

　　归国后，郭沫若不顾旅途劳顿和个人安危，立刻投身到抗战宣传之中。在上海，我们看到他亲自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的身影；在武汉，我们看到他在献金运动中忙碌的情景；在重庆，我们看到他奋笔疾书写下历史名篇《甲申三百年祭》的兴奋。我们总能在抗战战场的最前沿观赏到郭沫若富有文化内涵的历史剧的演出，聆听到他群情激奋的演讲，注视到他与各界民主人士热情相拥的场景。抗战期间，郭沫若在诸多文艺创作中成就最大的便是历史剧的创作了。从1941年到1943年，郭沫若先后完成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筑》（后改名为《高渐离》）、《南冠草》和《孔雀胆》等6部历史剧的创作。这些历史剧无论是创作手法，还是美学内涵，也无论是主题内容，还是历史价值，都是郭沫若继“女神时期”诗歌创作高潮之后的又一次文学创作高峰。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历史剧对激发民众爱国主义精神，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具有历史性的贡献。

　　这些历史剧何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效应和历史价值呢？首先，新颖独到的创作方法。郭沫若在抗战期间所创作的6部历史剧，都是以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某一事件或历史人物为原型，辅以现代的内涵和意义后创作出来的。他运用了“借古鉴今”、“借古喻今”、“借古讽今”、“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和手法，借中华民族历史上广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及相关事件，影射抗战时局：如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展现的是战国时期聂嫈、聂政姐弟杀身取义的故事；《屈原》描写的是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与卖国求荣者斗争的故事；《虎符》重现了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以屈原、信陵君为代表的历史人物及他们的故事都充满了“正能量”，他们都是不惧危难、舍生取义的中华精神的典范，他们还是广大民众耳熟能详、易于接受的行动榜样和精神力量，以他们作为历史剧创作的内容，观众易于理解和接受。如《屈原》的创作，郭沫若就敏锐地观察到屈原所具备的品位与精神，正是激励抗战中文人志士御敌斗志的重要因素。内忧外患的民族灾难，促使郭沫若奋笔疾书，完成了抗战文化的巅峰之作历史剧《屈原》。剧中“桔颂”、“雷电”与“天问”的表述至今仍震慑人心，并让抗战的民族文化真正具有了深远的历史背景与长存于世的人文价值。剧中不仅再现了屈原遭受奸人排挤陷害后陷入人生困境的历史史实，更主要的是凸显了屈原遭受打击之后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矢志不渝的人格魅力。郭沫若通过还原屈原独有的文化人格，并将满腔愤激借助于屈原的吟诵抒发出来，从而将中华民族特有的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民族气节展现出来。通过《屈原》剧作的创作，郭沫若进一步激发了民众抗敌作战的信心和力量。

　　其次，鼓舞人心的文学话语。郭沫若在抗战时期所创作的历史剧，在遵循戏剧剧本创作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延续了他“女神时期”诗歌作品情感外泄的创作方法。通过剧中人物的高声诵读和对灵魂的诘问表达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通读郭沫若抗战期间创作的历史剧，你会获得一种感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催促你前进，鼓舞你的斗志。如《屈原》中的“雷电颂”这样写道：“啊，这宇宙中的伟大的诗！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你们都是诗，都是音乐，都是跳舞。你们宇宙中伟大的艺人们呀，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郭沫若借助于现代白话诗体的形式高声吟唱出屈原所独有的愤激、凄凉、幽冷的情感情绪。

　　再次，宜于演出的社会效用。随着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在中国的侵略范围，民众在抗战初期同仇敌忾、誓死同归的抗战情绪也逐渐低落了下来。如何迅速调动起民众日趋低落的抗战情绪成为当时抗战宣传的关键所在，郭沫若所创作的历史剧便适时承担起来这种任务。郭沫若在抗战时期所创作的历史剧除了具有高度的美学特征外，适宜公开演出也同样是其突出的特点。这6部历史剧中人物关系设置简单清晰，如《棠棣之花》中主要人物就是聂嫈、聂政姐弟二人，《屈原》中主要人物为屈原、宋玉、南后、婵娟等少数几人。这样的安排凸显出郭沫若历史剧注重人物情绪渲染，而淡化故事情节曲折的创作特征，更加易于排演，也同样易于不同阶层观众的直觉感观和情绪共鸣。据资料显示，1941年11月，《棠棣之花》上演后立刻引起了轰动，两个月内三度公演，打破了当时所有舞台剧演出的纪录。1942年《屈原》在重庆正式公演后，很多人专程从很远的成都、贵阳来观看，《屈原》的首次公演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7场之多。

　　通过历史剧的创作和演出，郭沫若将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爱好和平、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集中展现出来，鼓舞了全民族抗战的热情，增强了取得最后全面胜利的信心。

点击下方数字或键盘上“←”、“→”键，可翻页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