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于立群与《屈原》导演和演员在舞台上留影。

　　亦情亦理：抗战时期激越人心的公开演讲

　　郭沫若留给历史记忆更多的是一名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但他作为一位极具鼓动性的演讲家却被我们所忽略了。特别是他的演讲才能在抗战时期更是彰显无遗，据统计，仅在抗战时期郭沫若就作了100多场演讲。

　　全面抗战需要全民族各阶层的参与，而此时如何在短时间内凝聚普通民众抗战的情感，增强他们抗战的信心，成为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相对于诗歌、小说和戏剧等宣传方式而言，演讲因其特有的鼓动性、时效性和通俗性，成为抗战宣传的首选方式。郭沫若便是这样一位极具天赋的演讲家，他在“女神时期”的很多诗作中就蕴含着诸多演讲的句式和情绪。作为一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演讲也已经成为郭沫若的一项重要社会活动，同时也是他参与社会发展和文化革新的重要载体。全民族抗战的八年时间里，人们时常看到他走上街头巷尾、走进高校学府、走入知识群体振臂高呼的演讲场景，他以此来感染听众，激勉四万万同胞同心同德的抗战热忱。当从留存的影像资料中看到他演讲时坚毅的目光、亢奋的情绪时，我们也会不自觉地深浸于其中，随着他情绪的律动而发生情感的共鸣。郭沫若的演讲之所以能有如此的魅力和感染力，主要是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演讲辞体裁多样。除了诗歌、散文等文学体裁的创作外，演讲辞也是郭沫若文学创作的一种特殊形式，同样具有其文学创作的风格。郭沫若演讲辞的最大特点是题材涵盖面广泛：既有直接以抗战为题的，如1938年5月8日，在题为《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的演讲中，他赞扬3月17日在鲁西南战场上阵亡的将领是“伟大的人生的成功者”，只有充分珍视生命，才能“担负起复兴民族的使命”；也有以文艺创作为题的，如1945年4月28日在沙坪坝学生公社所作的题为《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的演讲，他重点阐释了文艺的本质和方法的关系问题，并希望“我们不需要替统治者歌功颂德，替一家一姓歌功颂德，我们要歌人民大众的功，颂人民大众的德！我们需要这样的文艺”；还有以青年教育为题的，如1939年1月24日，在复旦大学作的《我敌青年的对比》演讲中，他指出“日本青年强于我们，但为侵华之结果，精神身体均颓废失败。中国青年则因抗战关系日益前进”；也还有针对日本问题的演讲，如1940年1月14日在中华职业补习学校青年星期讲座上作的《日本政治经济问题》的演讲。

　　第二，演讲内容亦情亦理。郭沫若的演讲并非是口号式的宣传和直白的说教，而是融感情于道理之中，汇知识于言说之内，这样听众在接受起来既能够得到学理上的提升，也能够受到情感上的感染。如郭沫若1938年2月15日在长沙文抗会上的演讲《对于文化人的希望》，并不是告诫文化人应该怎么办，而是直陈抗战期间文化人在文化创作上的弊病，特别是用生动的言语让听众听起来栩栩如生。“我们的文化人，尤其是文艺工作者，有一种通病，便是过于洁癖”，这样的阐释使听众对战时文艺创作者的问题明白易晓。同样是在《对于文化人的希望》演讲中，郭沫若指出了“目前的战时文化是应该注重在宣传上的，而宣传的对象则是民众”的战时文艺创作思想观念，这从更深层次上进一步显示出郭沫若借助于这种浅显易懂的演讲辞的表述，将复杂的文艺创作思想统一为战时的文艺创作观念，也为文艺的大众化和通俗化铺垫了发展的道路。

　　第三，演讲受众层次多样。面对千疮百孔的战时中国，只有全面发动各阶层的民众奋起抗争，才能取得最后战争的全面胜利。各阶层民众因其所受教育、生活经历等各方面因素的差异，对事物认识有所不同。为此，郭沫若的演讲也格外重视受众层次的多样性。从他的演讲场合看，既有文西学生军营、汉口女青年会等协会性的场合，也有广西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学府，还有广播电台等无线传播方式，也还有《新民报》职工读书会等临时性会议；演讲听众上，既面对知识分子，也面对普通民众，还面对少年儿童，也还有宗教民主人士；演讲语言上，既有如《文艺之社会使命》的专业术语，又有如《武装民众之必要》的通俗词汇，还有如《在孩子剧团欢迎会上的讲话》的浅白语句。

　　郭沫若正是通过这样精心的设计和安排，使得演讲的受众都能最大程度地受到鞭策和激励，从而激发他们内心抗争的本能和勇气。

　　郭沫若借助富于感染力的演讲活动，警醒了苦困之中犹豫不前的民众，激励他们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全民族的抗战洪流之中。

　　肝胆相照：革命民主人士的战友情深

　　一个值得注意的史实是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安排下，始终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与各项社会公开活动。1941年11月16日，由周恩来、冯玉祥、沈钧儒等发起的庆祝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暨50寿辰活动举行。当日的《新华日报》刊发了专刊，以此来纪念这个活动，周恩来专门撰写了《我要说的话》，高度评价郭沫若为中国革命事业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并首次提出了“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论断。当时退守到重庆的社会各界著名人士500余人参与了此次庆祝活动，他们通过演讲、献诗、发表文章等方式，纷纷称赞郭沫若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为全民抗战宣传工作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在血雨腥风的抗战生涯中，郭沫若无论是在1938年归国之后就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之职，还是在1941年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工作中，都与茅盾、老舍、田汉和翦伯赞等广大党内外知识分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革命文化的班头”，为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突出贡献。郭沫若之所以能团结文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的著名专家，成为社会各界民主人士最信赖的朋友和战友，关键是他以自己的才学和成就所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

　　郭沫若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大家，他在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翻译、书法以及社会活动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绩，留下了丰富的成果。他不仅博古通今、才华横溢，而且还为学以致用、关注现实，为新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郭沫若以浪漫的理想主义和强烈的爱国情怀，创作出了《女神》等具有审美韵味的名篇佳作，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树立了革新中国的“凤凰涅蓜”精神；他以“借古喻今、借古讽今”的创作思想，赋予了屈原等中华历史名人崭新的时代意义；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构建了中国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和体系，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等历史著作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典范；他还自觉运用西方先进的考古学理论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等多部考古著作，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以上这些成就构成了郭沫若独有的人格魅力，也成为他与社会各界著名学者交往合作的平台和基础。郭沫若与老舍在抗战中建立了纯真的友情和诗情，他们为了抗战的胜利共同参加声势浩大的劳军募捐活动，并率先捐出了自己珍藏的书画作品；他们还共同创办了诗人节，祭奠爱国诗人屈原；他们互相写诗唱和，留下了“醍醐妙味谁能识？端在吟成放笔时”的美妙诗句。郭沫若与茅盾在全面抗战救亡工作中，消除了“五四时期”有关文学创作、翻译等方面的分歧，统一了对抗战时期文艺创作的认识和理解，结下了“胆肝相对共筹量”的终生友谊。他们分别主持《救亡日报》和《文艺阵地》的工作，为抗战的文艺宣传工作相互配合、互相支持，谱写了“慰劳血战三杯酒，鼓舞心头万烛光”的感人情谊。郭沫若与夏衍、傅抱石、翦伯赞、田汉等知识分子因共同的人生追求和学术理想也都建立起了终生的友谊。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身处民族危机、国破家亡之中的郭沫若，以其特有的文化情怀，投身到抗战宣传的洪流之中，他手中的笔犹如锋利的剑，谱写出一篇篇惊涛骇浪的抗战檄文，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演讲人简介：

　　张勇先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博中心特聘教授、《郭沫若研究年鉴》常务副主编。他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尤其是在郭沫若研究方面。目前有两部专著，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新文学史料》、《郭沫若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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