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之思

　　1957年4月的一天，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办公室通知：上午10点钟派车送逻辑学教研室的王方名和黄顺基到中南海，要整理好衣装。听闻电话打给了时任校党委书记胡锡奎，说是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

　　接见时的情景令黄顺基终生难忘。“到了新华门，由门警通话，然后引我们沿中南海步行到颐年堂，田家英（毛泽东主席的秘书）早已在那里等待。他和我们谈话不久，便见主席从后庭迈步走进厅堂，他后面紧跟着周谷城先生（复旦大学教授），我们两个赶紧迎上去和主席握手。”黄顺基回忆道。

　　“这两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关于逻辑的文章，你们的观点相同嘛！您有知音呀。今天约大家来谈谈。”毛泽东向周谷城介绍说。

　　落座不久，又陆续来了一些哲学与逻辑学界及学术界的前辈，其中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郑昕、费孝通、胡绳等。刚刚三十岁出头的黄顺基万万没有想到，像自己这样一个“无名小辈”竟然能够与学术界的名流坐在一起，特别是能够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这是何等的荣幸。

　　后来，黄顺基才知道，这件事并非偶然。当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为了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就在这时，逻辑学界发生了一场争论：一方代表苏联学术界的意见，认为形式逻辑是哲学学科，它的同一律是形而上学，是反辩证法的，因为它说“同就是同，同不可能是异”；另一方则认为，形式逻辑是一门科学，同一律是指在思维与论述过程中应保持对象的同一性。与此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形式逻辑是否只管对错，不管真假？

　　王方名和黄顺基对苏联学术界的观点提出了质疑，相关文章发表在《教学与研究》上——凑巧的是，他们的意见与周谷城不谋而合。

　　《教学与研究》面向全国发行，毛泽东非常重视，在百忙之中经常深夜阅读上面刊载的文章，以了解国内的思想理论动态。国内这次对逻辑学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如何学习苏联问题的继续，因此毛泽东力主邀请争论中的有关人士到中南海座谈。

　　这次会见，毛泽东主要谈的是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教条主义的亏我们吃得太多了，不能老是照抄照搬，要走自己的路。我找邓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谈了几次，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多动脑筋。看样子贯彻起来很难呀！”

　　接着，毛主席话锋一转，谈到了学术问题。“学术上也应该百花齐放，各抒己见。京剧有梅派、谭派、马派……各式各样的派，为什么逻辑学界就不可以有周派、王派、李派等学派呢？”然后，他转向周谷城，“你的观点与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有同音，不孤独嘛！”

　　座谈的气氛轻松而愉快。金岳霖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被公认为我国现代逻辑学的创始人。毛泽东希望金岳霖能够推动国内逻辑学的研究工作。费孝通不久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早春的天气》一文。毛泽东对他说：“你写的《早春的天气》，我看过了，写得不错嘛！”田家英插话道：“读了是有吸上新鲜空气之感。”

　　谈话间，不觉过了中午，毛泽东邀请大家一起用餐。黄顺基紧挨着主席入座，田家英坐在主席左边。主席面前摆着一碟湖南家乡菜豆豉辣椒，其他便是几盘普通的菜。当加上杂粮的米饭端上来时，主席笑着对大家说：“这是金（黄色小米）银（白色大米）八宝（各种豆）饭。”

　　服务员斟上葡萄酒，毛泽东举着酒杯，站起来风趣地说：“为消除紧张局势干杯！”在黄顺基看来，主席的意思应该是：在逻辑问题讨论中，各方都声称自己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争得面红耳赤，彼此毫不相让，大有拼个你死我活的态势，这是何苦来哉？！

　　坐下来后，毛泽东转过头来给黄顺基夹菜，并亲切地询问他的年纪、哲学系主任是谁。当听说系主任是何思敬时，毛泽东说：“哦！我们在延安认识。”

　　饭后，大家坐下来接着谈。黄顺基记得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有趣的话题：动物是否也有思维？在座几位学者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后来是胡绳（或者田家英）说：“行军过河时，马总是要用前蹄往水里探一下，看来动物还是有思维的。”

　　毛主席谈兴甚浓，从上午10点钟起一直到下午4点多钟，谈话进行了六个多小时，仍毫无倦意。黄顺基等人怕主席过于劳累，于是起身告辞。“主席亲自送我们，走到庭院时，他指着枝叶繁茂的桂树说：‘八月中秋，这里桂花开得很香，那时再邀请你们来’，说完便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

　　回到家里，黄顺基兴奋得彻夜难眠——“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和学术界前辈相识，如此殊荣真得感谢《教学与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理论界‘一面倒’的情况下，它竟然敢于发表与苏联老大哥不同的意见，以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为己任，谈何容易！”黄顺基不禁感慨道。

　　此后，借由早年同《教学与研究》结下的不解之缘，黄顺基再接再厉，思维不止则笔耕不辍，在该刊物上先后发文20多篇，时间跨度长达50多年。

　　书信之缘

　　虽然钱学森与黄顺基的专业领域不同，从事的工作性质也不同，但二人却因“英雄所见略同”而有着长达10年的书信交往，其情谊鲜为人知。

　　二人的相识，还要从1986年黄顺基组织编写的《大杠杆》一书出版说起。“当时社会上反响强烈，各大报刊纷纷发表述评给予高度赞扬。我没有想到，钱老也通过山东大学出版社写信来表示祝贺，他说：‘《大杠杆》比起时下流行的、中外关于新技术革命的书都更完全，所以是本好书。向各位执笔人及编者致贺！’”

　　当时的北京医科大学教授刘奇曾经与钱学森同住一个大院。“一次散步时碰见，钱老问我是否看过《大杠杆》，并郑重地告诉我这是一本好书，要好好阅读，可见这本书给钱老的印象很深。”刘奇说。

　　1996年在获悉《大杠杆》获奖后，钱学森又很快给黄顺基寄来信件：“我首先要向您表示祝贺，恭贺尊作《大杠杆》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1994年，黄顺基写了一篇文章《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投到《人民日报》。当时学术界很多人认为自然科学才是第一生产力，不同意这个观点，因而黄顺基的这篇文章很可能发表不出来。“《人民日报》编辑部主任卢继传读后，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有道理。他出了一个点子——把文章的题目从肯定的语气改为商榷的语气，以《关于社会科学是否是生产力的思考》为题发表。”黄顺基说。

　　在众多友人的帮助下，文章终于在《人民日报》刊发出来，黄顺基将其寄送给钱学森。关于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1995年内，钱学森先后给黄顺基回复了三封信。

　　2月26日，钱学森在回信中说：“您前次送来的大作我拜读后认为很重要，我也同意。我们要宣传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的论点。因此我已把尊作送呈宋健国务委员，我知道他关心此事。”

　　5月29日，钱学森又来信说：“有关国家领导人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26日讲话是完全支持您的观点的，也是支持我的观点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要同社会科学、哲学联合；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让我们庆贺吧！”

　　9月3日的来信内容则是：“我从《哲学动态》的专访稿中才知道您原来是学数学的。数学属自然科学，所以您是从自然科学走到社会科学、哲学的，当然比不学自然科学技术的人要胜一筹。您现在看到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比社会科学大多数人要高明，道理就在于您知道什么是自然科学技术。”

　　同年9月11日，钱学森在密切关注新产业革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之余，给黄顺基寄来美刊《科学美国人》，要他注意信息技术的发展。“钱老认为，信息技术必然带来一次新的产业革命——第五次产业革命，它不仅是科学技术问题，也是社会组织的改革问题，建议我组织力量探讨‘第五次产业革命在社会主义中国’。”

　　对此，黄顺基回信道：“‘第五次产业革命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题目非常好，这是一个有重大社会历史意义的课题。如果说第三次产业革命把落后的欧洲推上世界舞台的中心，并且为资本主义时代奠定了物质技术与思想基础，那么，您所提到的、当前正在进行的第五次产业革命，在正确的设计、指导与协调的条件下，必将大大推动社会主义中国迅猛前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新的篇章。”

　　黄顺基认为，如此重要的课题一定要请钱学森亲自挂帅，因为“以钱老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洞察力和高瞻远瞩，方能驾驭”。

　　然而，钱学森却在黄顺基的回信上签注：“我只能当顾问，不挂帅”，并请自己领导的课题组成员汪成为院士、戴汝为院士、王寿云秘书长、于景元所长、涂元季教授、钱学敏教授考虑此事。

　　1996年9月16日，“新产业革命在中国”课题组召开成立大会，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及人事部、交通部等20多个单位的30多名专家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

　　此前，课题已被批准为“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博士点重点研究项目”，由钱学森任顾问、黄顺基任课题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负责组织实施。此后的研究成果有：《信息革命在中国》（1998年）、《现代信息技术基础知识》（2001年）。

　　“回想起来，我在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的研究方向上取得的成果，与钱老对我的关怀、帮助与指导是分不开的。”对此，黄顺基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