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光岩在口腔医院的那栋灰色矮楼出诊时，经常拖到上午12点半才能休息。

“没办法，病人太多，大家都知道挂号不那么容易。”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俞光岩曾是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院长。

“我们也有号贩子。”他说，医院也会对号贩子采取措施，一采取措施，倒号的现象就好一些，但总归不是长久之计。

时常呈现在医院的场景是，一排排马扎放在挂号的窗口前，号贩子们有的看书，有的打牌，牢牢把控着最有利的位置。

另一位同是医生的全国政协委员同样遇到过号贩子。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教授霍勇坦率地说，在他门诊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找他加号，有时候觉得对方好不容易来一趟也就同意了。但是，他也明白，靠加号并不能解决号贩子的问题。

“看不出找我加号的人是病人还是号贩子，有一些互联网挂号公司找到我加号，我没有答应过任何一家这样的公司。”霍勇说，“一方面，他们是不是号贩子我没有办法判断，另一方面我也没有精力加号。”

很多人感冒也要找专家

2000多公里外的广东省阳春市人民医院里，全国人大代表、妇科主任熊锦梅经历的是另一番情景。在这座县级市的医院里，并不存在号贩子。更多的，是排队找熊锦梅开转院证明的人。

“像我们广东团的钟南山院士，是解决疑难杂症的专家，但很多人感冒发烧也想找他看。”熊锦梅说。她曾遇到一进门就满脸敌意的患者，听了她的诊疗意见后，“嗖”地一下抽走病历本，扭头就走了。

“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在基层诊疗，因为病人对基层的医院信任度不够，觉得还是在大医院更加放心一点。”俞光岩说。

熊锦梅至今都还记得这种不信任导致的情绪爆发。她的同事在值夜班时遇到一家人给孩子看病，医生说吃药就能痊愈，但家属坚持打针。

这种对基层医院缺乏信心的患者和家属把希望寄托在大医院身上，加入医疗资源的争夺中。

　　“还是供需矛盾，找专家的患者实在太多了，很多时候，很小的病就找专家。”俞光岩说，在他印象里，他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一是普通病人。他认为，问题关键在于缺少分级诊疗制度，就会导致一种现象，病人挂不上号，专家医生也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