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体报道的草案内容看，除了从自愿、无偿、捐赠人不能收回以及非营利性等方面对慈善本身进行了界定之外，其最大特点是以法律义务的形式对慈善组织提出了信息公开的要求。回顾过往一些慈善组织信任危机事件，缺乏制度性的信息公开，是困扰这些组织乃至整个行业的大问题。由于缺乏透明度，捐赠人不知善款流向，像“郭美美事件”那样稍有蛛丝马迹，就会掀起舆论风波，最终出现不信任机构只信部分公众人物的尴尬状况。而这次的草案，不仅规定慈善组织依法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鼓励和支持第三方机构对慈善组织进行评估，不仅从制度上强化了对慈善组织的监管，更有利于恢复、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立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形成人心向善的社会氛围，造就人人能够行善的制度环境。”参与草案起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郑功成表示。综观草案，很多地方都体现出人性化的特点，有助于推动慈善事业。慈善组织可以采取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组织形式，不再强制必须有业务主管部门，这无疑将降低慈善组织的登记和认定门槛；另外，草案还明确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财产用于慈善活动时，依然享受税收减免优惠，这些无疑会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加入到慈善事业中来。

慈善公益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手段，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虽然善行发自个人内心、依靠的是道德自觉，然而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善行的施展不能仅靠自我监督，让善行有法可依，不仅不会对个人和组织形成制约，反而会让善行真正落到实处，激发全社会更多的善行，这或许就是慈善法对于慈善事业的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