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真的爱教育，是位大慈善家。你一定要好好采访他，挖掘他心里的东西。”北京会议中心9号楼大厅，看到记者在采访，全国政协委员郝际平上前寒暄几句后，一脸认真地说道。

郝际平口中“一定要好好采访”的人叫许景期，全国政协委员、闽南理工学院的创办人、董事长。在两位委员的聊天中，记者听到这样一段话：“当初那些公司如果没卖了办学校，中国的富人排行榜里肯定有你的名字。”在许景期断断续续的讲述中，记者慢慢了解了这位别人眼中教育慈善家的人生轨迹。

许景期，全国政协委员，闽南理工学院的创办人、董事长，华景集团董事长。

出生在闽南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许景期，小时候算得上学霸，初二时却因“文革”辍学当起了采石工学徒。1980年，29岁的他嗅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商机，只身带着家乡特色小五金进京当起推销员，先后创立10家企业。1997年，他与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长春理工大学前身）合作创办长兴工业学校，为此，他卖掉了香港的别墅、内地的一座加油站、一块看涨的地皮，筹措了1000多万元作为最初的办学经费。之后，除了给兄弟留下一个，他陆续将企业变卖，投资将学校从中专升格到大专、本科，后正式更名为闽南理工学院。18年办学，许景期共投入约16亿元。

一位企业家，为什么放着舒适的生活不过、大把的钱不赚，转身去办大学？没有基础、没有人脉，怎么打造民办理工高校品牌？只有初中学历，又该怎么管理一所万人的学校？面对这些看似过不去的坎，许景期的回答是两个字：用情。

怀着乡情办学校

在闽南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教育孩子一定要爱国爱乡、“光宗耀祖”，有机会就一定要做一番大事业，一代代传承下去，让家乡兴达。这并非单指赚大钱，也指做对社会有利的事，用许景期的话来说就是“人活一世，要留个好名声”。这也是为什么，在北京干得好好的他，拿着3亿元现金回乡创业。不过，他深知，做实业能为国家和地方贡献税收、为社会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但影响力有限，除非是做到像李嘉诚、比尔·盖茨这样的高度。“做教育就不一样，一代传承一代，以点扩面。”办一所民办高校，让家乡更多的企业和孩子受惠，便是许景期“光宗耀祖”的新事业。

为啥选择了最难办的大学？这源于许景期两次真实的经历。

1993年9月底，许景期跟随香港企业家考察团到日本考察，那是他第一次出国。过海关时，看到一个通道人比较少，他直奔那儿，结果安检员拿过护照一看，啪的一下，生气地将护照扔回许景期手里，手往旁边一指，很生气地说了一堆他听不懂的话。“我猜，他应该是让我走旁边的通道。”就在许景期转身要走时，几个白皮肤、高个子的人走过来，安检员恭敬地弯腰、让开。这种境遇让许景期很感慨，“母亲强壮了，海外游子才能被尊重，这靠的就是高素质的人才。”

当时，正值亚洲金融风暴，福建民营企业受到较大冲击，倒闭数量在20%以上。“一是大家都是产业密集型企业，竞争力不强；二是管理粗放，没有实现规模化。”可日本却损失很小，原因是他们有高科技技术，高级工程师也大都来自早稻田大学等名校。这更坚定了许景期办学的决心。“高素质人才是企业发展的第一要素，只有将适宜人才转换为生产力，研制出高科技产品，才能增加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而企业良性运转，才能正常纳税，为国家提供继续扶持教育的资金。”

对教育的执着赢来合作机会

没有师资，没有生源，而且理工类高校需要花费高额投入在实验设备上，作为一个外行人，无论哪一点对许景期而言，都是难以跨越的阻碍。怎么办？企业家出身的他选择走校企合作的办学路子：办教育一定要高起点、请懂行的人、做专业的事。“香港理工大学的前身就是上世纪70年代初一批企业家参与创建的香港技工学校。尽管大家起家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他们明白：企业的长久发展，教育是后盾和支撑，校企要合作。”

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地理位置特殊，福建省的理工科近于荒漠。考虑到当地经济、教育实际，许景期决定创办一所以工科见长的技术型学校。有人向他推荐了长春理工大学，一所以光电技术为特色的国家重点高校。

一所民企要与一所重点高校合作办学？许景期这一想法，最初并不被对方重视和理解，就连朋友也劝他放弃，“当时还没有类似的先例，大家都不知道如何解决体制问题”。可是，许景期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学历不高、不会说那么多高深的教育理论，再加上浓重的乡音，谈判的艰辛可想而知，可他愣是凭着一腔热情和诚意打动了对方。儿子回忆，父亲曾先后9次北上，有一次是腊月二十六，还发着39℃的高烧。

多次商谈推敲，对方终于派出考察团，到福建石狮对许景期的兴达集团的经济实力进行考察论证。而这也让他正式走上了变卖企业办学的道路，再没回过头。

1997年9月，双方签订建立产、学、研联合体的协议，引进对方人才，在石狮建立科技园区，组建科技成果中试基地和产品生产基地。合作分为三个步骤：创办中、高等院校，培养储备人才———开展科学研究，进行中试———开发科技产品，转化为生产力。这算是开了当地“校企合作”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