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问诊”，文物金贵，古建里不能装空调，屈峰全副武装还被冻得手指不能打弯儿。

屈峰在木制家具表面涂蜡，防水延年。

无论面对的文物是多高的等级，用料如何讲究，屈峰必须心静如水。

“你是那个，那个，那个谁！”医院候诊大厅里，一位患者突然站起来，手指着一位平头圆脸的人，显得挺兴奋。

“哪个谁啊？”平头笑了，粗眉微挑，细眼眯成条缝儿。

“看见你上电视了！修文物那个！嘿，演得真不赖！”还想拉着再说，医生叫号了：“下一个。”

“来啦。”平头憨厚地笑着应答，心里嘀咕着：“什么就是演的，我们就是这么干活儿！”

他叫屈峰，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木器组组长，今年因为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突然火了，成了位“网红”。其实，他是个带着点侠义柔肠的文物修复师。

 1 心外无理

跟屈峰约采访，时间定在早上8点半。准点赶到故宫神武门，跟他一个部门的同事刘潇雨特意出来迎接，“我们那儿在非开放区，怕你迷路。”

太阳刚升上来，建福宫外的黄顶红墙就贴着墙根儿抹了一小道影儿，偶尔有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经过，遇到熟悉的彼此点个头，或者干脆骗腿儿下车聊两句，然后再滑轮上车。

恍然，人就穿梭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胡同四合院，家家户户都认识，十几米路能走上半个小时。

顺着建福宫西墙拐进一个长夹道。再往北，春华门前，三位脖子上挂着故宫工作牌的人，指指点点。“最近这儿可能要修。”小姑娘刚上班一两年，声音清亮柔和，不急不躁。

刷卡进了科技部的玻璃门。一阵风涌过来，立了夏的风，还跟春风似的，轻轻柔柔的，探出墙头的杏树叶子沙沙骚动着。屈峰所在的小院儿就在墙后。

这儿真就是座四合院，没有金碧辉煌的大殿，正房都是朴素的灰瓦。

每天，屈峰走这条路上班，每一次都是一场修行，隔绝凡尘，静心凝神。

他是西安人。站在40岁的门槛上回首：年少求学坎坷，足够写本小说了；2006年，从中央美院雕塑系硕士毕业，梦想当艺术家。

当年他的首选是留校任教，可惜学校那届不招人。为了生存，两个工作他必须选一个。一个是去一所学校教色彩。还有一个就是去故宫修文物。“我也学过画画，但来故宫能做雕刻，所以进了宫。”

不过，当聘用合同真摆到屈峰面前时，他在御花园里长久地愣神儿，“难道人生就这样了吗？”

一咬牙，屈峰还是签了。

步入社会的第一个十字路口，他往前迈了一步，几次甚至想缩回脚。

“学艺术的嘛，纪律性不是特别强。”他挠挠头，坦承得像个孩子。

这种不适应，从进门就开始了。“我以为就算没有窗明几净的工作室，怎么也得是格子间啊。可是一进门，我一瞅，呦，这不就是‘农家院’吗，各式各样的树郁郁葱葱，大水缸上盖着木盖子，门上还有挂锁。我从小就是跟这样的农村院子长大的啊。”

进了屋，地面是旧时铺的大石砖，岁月留下的坑坑洼洼里，散落着一层木屑。也许，这些木屑出自某尊雍正收藏的宋代佛像、乾隆坐过的明代圈椅，也或者是康熙使用过的某件屏风。窗户上挂着古旧的白色百褶窗帘儿，让人禁不住猜，到了冬天窗台上是不是也会摆着一排存西红柿酱的玻璃瓶子。

按照故宫文物修复延续至今的“师徒制”，屈峰拜了当时组里年纪最大的郭文通为师。“头天领导把我俩叫到一起，让互相了解了解，感觉跟相亲似的。”

拜师时，全组同事在场，屈峰给老师傅倒一杯清茶，双手奉上，喊了声“师父”。正屋当中一把木椅上，当年55岁的郭文通正襟危坐，点头接过茶。“我们学艺术的，不讲究这个。在美院工作室也跟老师，不过不管多大岁数都直呼其名。”

第一年里，原则上是不能碰文物的。屈峰的主要工作就是看师傅干活儿，打下手，做一些复制品，还有打水扫地。

“有时候抻脖儿凑近了看，师父都会嘱咐‘躲远点儿’。”屈峰直言，对这种清宫留下的装饰繁复的木制品，最初不是太感冒，因为太工匠式了，没创意。“这样的东西让人觉得技术真好，但格调和想法都不高明。”

再加上家具本身先是实用性的，有些审美价值确实比不上书画、玉器。“有时候我们修文物，也在开玩笑：这件东西做得真丑。但是丑也得按照丑的来。”因为师父教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一件东西如果找不到相同样式的参考，就不能动。必须有“原样”，而且要严格按照原样来修。

有分寸的屈峰干活儿利索，他每次都是早早完活儿。这就跟学生完成作业一样，早完事儿早放学。

有一次，他给一个玉山子底座补配一只缺失的底足，一口气儿就做完了。

交活儿的时候，师父说：“你做快了。”

“做快了不好吗？”

师父说：“这东西你琢磨过吗？”

屈峰愣住了，仿佛一下子被点醒了。

确实，屈峰在的这院子与金碧辉煌的紫禁城显得“格格不入”，这里原本是“冷宫”。“有人传说，皇帝不进灰瓦的屋子。我这间屋子据说是当时光绪皇帝的一位妃子住，里外70多平方米。”

如今，时光掩盖了曾经，繁华未必守得住，但寂寞却是每个工匠必须耐的。“慢慢来”，也开始变成屈峰的口头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