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白马非马

偶尔也有朋友问，“能不能拿故宫的料给做个串珠？”“修复时用的是清宫留下的老料，要核算了重量去库房选，再称重。”屈峰说，“多余的还得送回去。”

屈峰说：“我不做收藏，也喜欢，不过买不起。”

有一次，有人托朋友找到他，去给一屋子货掌眼，是花了好几千万收藏的。屈峰想着，一不收钱二不开证明，就去见识见识呗。去的时候，小车来接的，屈峰特意拽上了一位老师傅。

进门一看，屈峰就来了一句：“一件真的也没有！”

买主愣在原地，久久回不了神儿。屈峰抻抻老师傅衣角，自己灰溜溜打车回来了。他呵呵地笑：“老师傅调侃我嘴快，连口水还没喝呢。这都是玩笑话。不过，机器做的东西，一眼就能看出来。”

在他眼里，文物和木材没有价钱，但有感情。

如今，屈峰偶尔路过宝蕴楼，都会进去，驻足在一把藤椅前，满足感充满胸腔。

与故宫动辄几百岁的藏品相比，这把民国时期的椅子算是文物界的小辈儿。单就木器一类，与宫里或紫檀或黄花梨的高档材质比，这把椅子就是最普通的藤编。

但是它的修复，却让屈峰念念不忘。

这把椅子是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坐过的。送到木器组的时候，棕藤编的椅子腿儿都弯了。保管员说，估计好几十年放在库里没人动过了。

给变形成罗锅儿的腿掰直了，要的是耐心。“不能用劲儿大了，加点水然后给点温度，压住固定。一遍一遍地，重复调整了两周多，没什么技术，比的是耐心。”

有了情，一切变得诗情画意起来。

也许，当年老院长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做了决定，邀请一批能人进宫修宝。这批人里有一位是前门大街古典家具铺子里的巧匠，姓白。上世纪70年代，这位老匠人收了位徒弟——复员转业兵，因为爱用木头雕军舰，算是有点基本功，所以被直接分到了木器组。这人就是郭文通，屈峰的师父。

2008年，清代的文渊阁十二围屏被送到木器组。其中一扇破损严重，只剩下诗词屏芯，下半部分的三块雕龙板都缺损了，需要补全。

屈峰领到了一块方形的小雕龙板，另一位姓刘的老师傅，负责补全一块圆形的大团龙板。

屈峰想自己科班出身，这都不算事儿。等雕了八成的时候，他瞄了眼刘师傅的团龙，发现不太对了。这时候就跟同框合影一样，美丑立竿见影，刘师傅的生动，自己的呆板。

刘师傅点拨他：“你这龙跟没吃饱似的，身上的曲线不够顺畅，显得没有劲儿。”

这就是中国匠人的智慧，很多事儿不能言语只能心领神会。“同样一道线，中间的轨迹、力度和律动的变化，需要沉下心，反复琢磨。”

《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里，有一个公认的泪点：屈峰一边拿着刻刀，一笔一划地雕琢着佛头，一边娓娓道来：“你看有的人刻的佛，要么奸笑，要么淫笑，还有刻得很愁眉苦脸的。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所以我说古代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人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人到这个世上来，走了一趟，都想在世界上留点啥，觉得这样自己才有价值。”

有一条弹幕写道：“我这个外行人都听哭了！”

每天一进这院子，屈峰就觉得进入了一个相对隔离的世界。他早上7点30左右到办公室，下午5点下班，干起活儿来顾不上看手机，常常是下班了，才发现世上又发生了很多大新闻。

平静如水，淡泊如云。

纪录片播了之后，有朋友开玩笑：“艺术家怎么就成匠人了？”屈峰笑答：“是木匠。”

此时，白马非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