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作

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会议之后，章开沅一头扎进了张謇的研究之中。1962年，他被借调到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一边搜集、整理北洋时期的文史资料，一边研究张謇。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张謇传稿》的写作。稿成，交上海人民出版社。没多久，稿子被寄了回来，里面贴满了签条，都是提醒作者，对张謇的评价太高了，需要加强批判。

章开沅一看，如果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改，等于整本书都要被推翻。他感觉没法改，于是把稿子收了起来。这一收，就是20多年，直到1986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4年，章开沅被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一年后离开编辑部时，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老友林言椒为他践行。席间，林言椒建议章开沅主持编写一部大型的《辛亥革命史》。

章开沅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吴玉章关于将来要有辛亥革命“大著作”的讲话，于是应承下来。

那时，“文革”尚未结束，从事研究，依然要“三结合”，即党支部、工农兵、专业人员相结合才能写作，否则没有“合法性”。

“党支部”的问题好解决。当时，华师的领导机构是革委会和临时党委，本校教师能主持编写一套由国家级出版社出面组织的著作，党委书记为此感到高兴，表示将鼎力支持。

“工农兵”的问题却有些棘手。不是找不到工农兵，而是此前的经历让章开沅明白，工农兵理论工作者的写作水平往往不尽人意。他们进来了之后该如何开展研究？果然，后来找到了一些工人，虽然大家干劲十足，但所写的稿子，基本上都不能用，甚至连修改的余地都没有，最后只好推翻重写。

1979年秋，初稿接近完成。这时，章开沅和编写组的另一位学者萧致治受美国学术界邀请，前往大洋彼岸进行学术交流。

这次出访让他们后来的编写工作受益匪浅。国内“文革”肆虐，境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却迅速发展，并大大拉开了国内外之间的差距。

正是通过这次出访，编写组不仅亲眼看到了差距，而且还初步明确了应从哪些方面尽快缩短差距，同时也搜集了许多重要资料、信息及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定稿过程中，他们充分利用这些成果，进一步拓展了国际视野、提升了学术水准。

198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都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三卷印制精美的《辛亥革命史》，封面上的书名由宋庆龄亲自题写。这是中国学界第一部大型辛亥革命史著作，海外学者誉其为“最能代表中国大陆研究水平与趋向的学术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后，章开沅一面继续在辛亥革命史领域精耕深研，一面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彼时，现代化理论风生水起，他主持编写了一套“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其中有一册，是他自己撰写的《离异与回归》。

《离异与回归》从文化的角度，解析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章开沅此时已担任华师校长，政务缠身。这本著作都是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利用上班前的时间（他自称为做学问的“黄金时间”）写出来的。后来，《离异与回归》在国内不断被重版，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

20世纪80年代中期，章开沅在大陆率先涉足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他曾经笑言：“我一生在学术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到中国；二是让国际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    

不过，在研究教会大学的过程中，章开沅还“偶然”卷入了一桩公案。

为了深入研究教会大学史，1988年，章开沅赴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检索中国教会大学的档案全宗。

工作开始不久，章开沅就发现馆内保存着贝德士博士的个人专档。看到自己老师的文献，学生自然有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花了好几天时间，专门浏览了这些卷宗。

出乎意料的是，贝德士的个人专档中，居然保存了大量南京大屠杀的原始资料。

原来，南京沦陷之后，贝德士一直留在南京，参与保护中国难民，抗议日军暴行，并亲眼见证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那时，留在南京城里的外国人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作“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贝德士是这个委员会的最后一任主席。因此，该会的往来公文以及许多成员的私人信件、日记、文稿、备忘录等，都由他保管。

20世纪50年代返美时，贝德士将这批文献带回，成为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藏品。

粗粗浏览后，章开沅便认识到，贝德士保留的文献是研究南京大屠杀最宝贵的原始资料。就这样，他又投身于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之中，相继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南京：1937.11—1938.5》《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