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哥哥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比中央红军整整晚一年，从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当时我生下来才18天，尚在襁褓里，父母把我放在小骡马驮着的摇篮里，带着我走上这条伟大的征途。提到9岁的向轩，父亲叮嘱母亲在照应我的同时，也照应他一下，得空教他识几个字。他虽然比较顽皮，但有一股蛮劲，过不了几年就是一个好兵。

母亲知道贺英三姐妹的死，是父亲心里永远的痛。他要带9岁的向轩去长征，是把三个姐妹给他留下的痛转移到这个孩子身上，于是对父亲说，应该把他带走，但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的造化了。

毕竟还是个孩子，长征过澧水、沅水、赤水河，穿越乌蒙山，横渡金沙江……官兵们苦不堪言，他却一路蹦蹦跳跳，不觉得有多苦。当然沾了我父亲的光，部队为我和母亲准备了一匹小骡马，也给他弄来一匹。刚上路的时候，南方多田野和水洼地，他骑着那匹小骡马，随兴所至，时不时猛抽一鞭，马蹄踏起的泥水沿路溅了战士们一身。父亲得知此事，雷霆大怒，说那还了得，他小小年纪就忘记自己是谁了，把他的马收了。他拽着缰绳痛哭流涕，说大舅，饶我一回，我再也不敢了。

长征翻山越岭，忍饥挨饿，日夜兼程，考验着每个人的耐力和生存能力。四哥凭着年龄小，故乡桑植的长辈多，经常游走在他们中间，蹭点吃的。当然，他打搅最多的，是我母亲。因为我那时太小了，许多叔叔阿姨都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给我省一口。他来了，有我一口，就有他一口。到十分难走的路段，比如爬雪山、过草地，他累了或饿得走不动了，我母亲背上背着我这个出生才几个月的婴儿，手上牵着他，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向前挪。3个人始终相依为命，不离不弃。

到了宿营地，母亲除去做宣传工作，还要及时把我换下的衣服和尿片洗好烘干，这时他来了，就让他搭把手，抱着我在屋子里转几圈。

1936年10月，由红二、六军团改编的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同年12月在山城堡与胡宗南的部队打完最后一仗，移驻陕西富平县庄里镇，等待改编成八路军第120师。到达陕北后，我母亲留在红军总政治部工作，他也留在延安。但这时，他已经是个具有丰富人生阅历的小大人了，虽然还是一个小小的通讯员。

在延安，他还闹过一个笑话，那是去某机关送信，当地站岗放哨的儿童团拦住他，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他蛮劲上来了，说怎么着？不相信哥哥是队伍上的人？我不仅上过战场，还是红军出身呢！儿童团员们更不信了，说他吹牛，拦住刚好路过的毛泽东给他们评理。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问，你说你是红军，有什么证据？他说他参加了长征，爬过雪山，过过草地。毛泽东非常惊奇，你这么小就参加了长征？如果真是这样，当然是红军，但谁能证明呢？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大舅和舅妈。毛泽东说：噢？你大舅是谁呀？他说：贺龙！毛泽东这时笑了，说你这犟伢子，是贺胡子家的人啊，现在我信了。

时间一晃过了80年！当年跟随红军长征的我们，从两个孩子，不知不觉间，我年至八旬，他将过90岁生日，都到了朝不保夕的时候。在我父亲带到四川的亲人中，别说比我父亲还高一辈，在红二、六军团以最大年龄参加长征的贺勋成爷爷，还有我堂叔贺文岱，就连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几个哥哥中，也只剩下四哥向轩还活着。我很庆幸在他的90岁生日到来前夕，来成都看望他，很庆幸他即使患病住院也无大碍。人间重晚情，说什么他也是我哥哥，我仅剩的红军哥哥啊！

回到北京几个月后，他寄来了孩子们给他过90岁生日的照片。那是一场别出心裁的聚会，赶来庆贺他生日的人，都穿着灰色的红军服，唱红军歌，跳红军舞，其乐陶陶。同样也穿着红军服的他，头戴随生日蛋糕送来的那种纸皇冠，笑得像一个鸿蒙初开的孩子。

2016年6月15日—7月27日于北京寓所

（作者系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