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并不宽敞的办公室，木门的颜色是褪得不能再褪的旧红，黑色的沙发早已被一大摞书“霸占”了大部分空间。数十年间，许许多多的患者——官员、名人、企业家、明星、农民、小朋友……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只不过，有时人来得太多，无论什么来头，都只能坐小马扎了。

魏文斌在手术中。

魏文斌与刘磊（左）、王景昭（中）。

如同一种炽烈的燃烧，7年间，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魏文斌跑遍了中国各大山区。在内蒙古，沙丘连绵起伏，湖泊静如处子，村子里患有眼疾的农民竟达上百位。“不得了啊，不过我还会再来的。”魏文斌说。

与13年前相比，魏文斌的眼眉越来越低垂了，但就是这双眼睛，在无影灯下一次次为病患抢回了光明。他曾创下当日门诊接诊110个病人的纪录，除了日常门诊及手术，他还需要面对各种繁杂的会议和任务。

或许，每个人身上都驻扎着许多个自我，魏文斌亦如此，有医者的仁心仁术，有师者的严谨敬业，有凡人的喜怒哀乐，更有一种辽阔的心境。当名利纷至沓来时，他说，还不如抽空读完小说《三体》的那一刻有意思。

从医生涯，甘苦自知。面对崇拜和赞美，魏文斌淡然：“花开花落两由之。”面对争议和质疑，魏文斌亦淡然：“学术问题从长计议，讲述方式不去争论。”——引言

专家之专

“专”，是专家之“专”。

北京同仁医院西区三层，这一层是著名的眼科门诊，诊室外的患者摩肩接踵。每天，17位当班护士要接待3000位以上的患者，再加上家属，数字远远超过一万人。

在这里，还有一个专治疑难杂症的眼科会诊中心，是整个眼科门诊中“火药味”最浓、护士最难干的地方。

早晨8点，魏文斌来到诊室时，门口已挤满了人。来找他的，几乎都是疑难、棘手的病例。在他们心里，魏文斌是最后的一线希望。

诊室门口的护士台总是被人重重包围，大家的要求只有一个：加号。尽管一加再加，但还是不能满足需要。魏文斌特意叮嘱护士：外地来的病人，尽量加；眼肿瘤病人，必须加。

她来复查了，还是那样恬静，但面色苍白，身形憔悴。

她被发现肿瘤转移已经两个多月了。检查眼部，左眼没有肿瘤复发的迹象。魏文斌试图安慰，还没开口，她就说：“没事，不为看眼睛，您曾说过双眼同时长这种肿瘤的几率很小，我这个病例应该是很有价值的。我知道您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所以还是要遵照规定的时间过来让您看看，完成随访，也许对您的研究会有用处。”

5年前，她因“右眼视物模糊”来就诊，却被告知是双眼的“脉络膜黑色素瘤”。脉络膜黑色素瘤是成人眼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而当时，她右眼的肿瘤已经占了近1/2个眼球腔隙，无法保守治疗，只能摘除眼球了；所幸，另一眼的肿瘤位置比较靠前，因此视力没有受到影响。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左眼肿瘤切除得很彻底，手术后规律随访一直到那年夏天，全身体检也未见有肿瘤转移，再后来，便有了文中开头的一幕。

随后收到了患者离世的消息。伴噩耗而来的，还有她在当地的病历记录。专门来同仁的家属哽咽道：“她交代务必把记录交给您，这样病例就完整了。”

病历里，从首次发现症状开始，记录了所有求医过程、客观检查和主观感受，包括医生的诊断、交代，辅助检查，检查的结果，眼前黑影的形状、范围的变化，手术过程中的体验，术后恢复过程，最后肿瘤转移后的治疗等。

“每一份病历都是有生命的，记录着不同患者人生中一个点或一个阶段，或痛或苦或‘循证’的生命承受。”魏文斌说。

长期以来，一直困扰魏文斌的还有国内医学界眼科手术难以预防的并发症——爆发性脉络膜上腔出血。这种并发症是眼科手术中最严重的并发症，当时国内外没有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手术中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通常会摘除眼球。

18年前，在全国中青年眼科学术大会上，魏文斌第一次把自己治疗眼底脉络膜上腔出血的研究结果向全国同行汇报，引起很大轰动。

从那以后，全国很多这样的病例都转到同仁医院进行医治。

魏文斌的努力源自一位当年手术中出现并发症的病人。老人双眼白内障，右眼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做了白内障手术，因为手术中出现并发症，效果不好，没有了视力，所以左眼的手术就一定要到同仁医院来做。

当时，魏文斌是老人的主治医师，在手术将要结束的时候出现了爆发性的脉络膜上腔出血，患者的左眼最后仅存微薄的视力。“老人家只觉得是自己命不好，对我没有丝毫的责备，反而还在我沮丧的时候鼓励我，但我们做医生的，就会一直琢磨这件事，想克服它，想用心攻破它。”

在眼科临床技术上，国内与国外基本接轨，但在眼内肿瘤的医治上却与国外差距非常大。国外很少出现因为眼内肿瘤而把眼球摘除的情况，但在国内，因为缺乏局部放射和局部手术，往往是一有肿瘤就摘除眼球，这些理念和措施上的差距一直是魏文斌着力要改善和弥补的。

“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很多都集中在同仁医院。每来一个病人，眼内一有肿瘤，我们就让他摘眼球，如果总是这样，医生做得就没劲了。”从1996年开始，魏文斌开始尝试进行眼内肿瘤的局部切除术，效果很好。

为了弥补国内局部放疗方面的空白，魏文斌一直致力于推进这项研究，他的眼内肿瘤研究申报了国家级课题，获得了北京市科委、自然基金的支持。通过与相关生物技术研究所合作，已经生产出国内用于眼内肿瘤近距离放射治疗的特制放疗产品，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临床验证。

“原来的放疗治疗方法是对整个眼睛进行照射，对于成长中的儿童来说，导致其被照射眼睛的整个眼眶都不发育，眼睛会一边大一边小。现在的局部放疗，则把放疗器直接缝在眼球表面，只对眼内肿瘤进行放疗，并发症就会减少。”

魏文斌盼望着早日把局部放疗术应用于国内的眼内肿瘤临床治疗上，早日缩小与国外的差距。

那是一个寻常日子。当导诊护士叫到她的名字时，随着一声响亮的应答，一位五十来岁的妇女“扑通”一声跪在了魏文斌的面前。

魏文斌急忙扶她起来，助手准备扶她就座，她连连摆手，“不用，不用，我能看见，我能看见”，她快步地走过去，稳稳地坐在裂隙灯前，步履矫健。

她兴奋地告诉魏文斌：“后半生不用靠人伺候了！”看着她诊前的检查结果，左眼视力0.3，魏文斌欣慰不已，但也有些后怕，又想起了当初的犹豫、徘徊，五味杂陈。

她是一名外地患者，10多年前双眼患葡萄膜炎，右眼病情较重，10年前就已完全失明，眼球萎缩。而近年来，左眼葡萄膜炎反复发作，一直在当地医院治疗，视力一次比一次下降，到同仁就诊时仅剩光感，眼压也很低，仅5-7mmHg。

她来就诊时，没有明显的活动性炎症的迹象，单用药物已然不能奏效，只能手术治疗。然而，手术究竟能不能做，该不该做？

做，难度极大。患者当时眼压就低，说明慢性炎症导致睫状体功能很差，术后很可能眼球萎缩。单论手术的刺激，可能导致的葡萄膜炎症的复发，就可使一切努力成为徒劳。况且，手术治疗还存在着视力丧失的风险，反复发作的葡萄膜炎继发性青光眼可导致视神经的不可逆性萎缩，而因术前无法评估视神经的情况，若损伤严重，手术中眼压的波动可能导致仅存的视神经功能的丧失，这就意味着，患者当时仅存的一点光感都没有了。

然而，不做。牵拉性视网膜脱离如果进一步发展，最终只能是和右眼一样的结局——视力丧失，眼球萎缩。

“大夫，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想试试，不然，后半辈子都要人伺候，太不甘心！”她一再强调的“后半辈子”，沉沉地压在了魏文斌的肩头。

权衡再三，魏文斌和医生们决定积极手术治疗，尽管术前拟定了详细周密的手术方案，术中还是碰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睫状体后大量纤维增殖膜不易切除，视网膜前及视网膜下也有大量增殖膜，韧且难以剥除；视网膜质地薄脆，多发牵拉裂孔，复位视网膜也费了很大劲。

所幸，两个多小时的手术顺利结束。

术后密切观察，积极抗炎治疗，眼内的炎症反应还是一如预期的严重，这让魏文斌很为难，眼药水滴眼、眼部注射、输液、前房穿刺，各种办法都用尽了，炎症反应终于缓解了。

她出院时，主管大夫留下电话，嘱其若有不适，赶紧电话联系，术后一个月复查。然而，其间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大家都一直处于忐忑中，主管大夫几次查房都提起，“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秋天，她来复查，几近完全恢复。魏文斌感慨——

“从医三十载，如此的抉择时常有之，每次遇到，都会感觉自己被逼到了命运的拐角，无处转身，无处躲藏。回想当初的医学生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今细细读来，除庄严肃穆感仍在外，已然没有了当时的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