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转眼两年多过去了，孩子上了一家私立幼儿园，家里的房贷也还完了，贾女士走上单位中层领导岗位，丈夫也成为一家公司的高管。

好消息接踵而至：2013年年底，国家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同意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4年2月，北京市启动“单独”二孩政策。

虽然贾女士和先生都不是独生子女，但他们看到政策趋势是国家将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分外高兴。但高兴之余，新的烦恼随之而来。

一个烦恼是，房价涨得太快了。他们原来想，等到国家放开二孩政策后，如果要了二孩，就再买一套大房子。当时，他们的房子价格为每平方米5000元。再后来，北京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时，他家所在的小区房价已经涨到每平方米3万多元。

另一个烦恼是，谁来帮他们带孩子。夫妻俩工作都很忙，都是单位骨干，贾女士还经常出差，孩子主要是奶奶带大。但奶奶一天天变老，其他老人又无法帮他们带。

公共服务不能适应新态势

2015年12月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明确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修正案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贾女士更为纠结了：终于可以按照国家政策再要一个孩子了，可自己却好像离二孩越来越远了。

“我们这片区域，房价已经涨到七八万每平方米了，我就算是把现在的房子卖掉换个三居，也得把家底儿抖个精光。”贾女士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奶奶已经70岁，带不动孩子了；我也不能在家带孩子呀，那不得把工作辞了？可是工作辞了，一年小20万元就没了。”贾女士叹了一口气。

有着类似贾女士这样烦恼的人，并不在少数。孩子所在的幼儿园班里近30个孩子，除了4家生了二孩之外，其他家长多有类似想法：想生不敢生。

有关部门数据显示，自2013年启动“单独二孩”政策以来，全国符合条件的1100多万对夫妇，截至2015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夫妇并不多，占比不到五分之一。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对《法制日报》记者说，二孩政策就在那里，“他愿意生就生，他不愿意生就不生”。

原新表示，中央指出，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因此，即使我们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实际上我们的人口压力还继续存在。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则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和单独一孩政策的效果不会有本质的区别，都不会改变低生育率格局，都会遭遇“遇冷”的理性反应。

穆光宗表示，201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虽然从字面上看与单独两孩政策的目标人群不同，但由于非独夫妇集中在1980年以前，60后、70后绝大多数已经错过适龄生育的时机，处在想生而不能生、想生而不敢生的窘境，而80后、90后也处于能生而不想生、能生而不敢生的纠结状态。

穆光宗认为，大城市之所以出现低生育率，一是因为生活方式的影响，二是因为生育成本的影响。直接的抚育成本和高昂的机会成本叠加在一起使得不少年轻父母在二孩生育面前望而却步，想生不敢生，害怕做房奴和孩奴。

“根本原因是公共资源配置匮乏和公共服务缺位，不能主动适应人口和生育的新态势并及时作出调整。”穆光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