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

孙中山的伟大缘于他为中华民族毕生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说：“爱国心重者，其国必强，反之则弱。”在近代中国国运式微、民生日蹙的内忧外患情形下，是孙中山先生敢于冒着杀头甚至毁家灭族的危险，率先高举反清革命的大旗，掀起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浪潮。孙中山先生常言：“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他一生一直以爱国若命、一息尚存、不忘救国鞭策自己，在思想、情感和行为上，表现出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

本来，他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医生职业，可以凭此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但他毅然将自己的安危富贵置之度外，公开向清政府专制统治挑战，表现出热爱祖国、献身祖国、勇于担当的爱国主义精神。1894年，在上书李鸿章，寄希望于改良弊政以救危亡的尝试失败后，孙中山立即意识到只有革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专制统治，才能“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兴中会的誓词中，他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纲领；在《兴中会章程》里，他又率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又更进一步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以“三民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革命动力。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认为“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表示“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设，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但是当宋教仁惨遭暗杀后，孙中山如梦方醒，始知欲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民生幸福，非去袁世凯不可，毅然发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虽然再次被迫流亡海外，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救国救民的志向，而是不断地唤起民众，组织力量，先后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对内反对军阀割据，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对外反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直到临终前夕，他仍念念不忘昭告国人：要不争地位，不计权力，携手同心，共图救国。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始终是一位头脑清醒、目标明确、海纳百川、志存高远的爱国者。他曾明确指出，要振兴中华，就必须“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如此中国才能“转弱为强，易旧为新”。同时，他对那些民族虚无主义者不以为然。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义和团运动之后，一些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一天高过一天”，由于要崇拜外国，仿效外国，便以为“无论什么东西，都是要仿效外国”，这种见解和思想，在孙中山看来“真是谬误到极点”。他在演讲和论著里，多次旁征博引地说明中华民族在思想水平、道德素质、创造能力等方面，并不比其他民族逊色，就连在外国的留学生，学习成绩都比外国的学生更好一些。他相信，如果我们中华民族能一面“恢复我一切国粹”，一面“去学欧美之所长，”定能在不久的将来，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和欧美并驾齐驱”，甚至驾欧美而上之。

孙中山在海外游说革命，也得到东西方国家一些友好人士的支持和同情，但他具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不泥古，不守旧，不崇洋，不媚外，在强调对外实行开放主义的同时，始终不忘“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这个基本道理，相信改造中国，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认为“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法，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在孙中山看来，任何国家都必须尊重民情国史，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的制度、习俗和思想文化来改造我们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认为那些“不研究中国历史风俗民情，奉欧美为至上”的留学生们，将有“引欧美以乱中国”的危险。他相信“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在确信工业化、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只能顺不能逆的同时，坚定地主张各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必须因应各国的具体国情之异而异，必须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之路，在认识和实践上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