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少年时代曾在檀香山就学。图为十八岁时的孙中山。

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

孙中山是一位在珠江三角洲香山县翠亨村成长起来的革命家。“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的孙中山，如同旧中国农村中许多贫苦人家的孩子一样，自幼就参加劳动。“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的孙中山，对受苦的农民大众始终抱有真挚的同情。他后来多次对宋庆龄说，从小时起，他就想到“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也正是童年时代的经历，使孙中山从对农民的同情出发，很早就萌发了改变农民大众困苦生活状况的意愿和振兴中华的思想。

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为父母和乡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以此来减轻他们的负担和痛苦。1883年7月，孙中山从夏威夷回到了阔别5年的家乡。在家乡，孙中山看到翠亨村风貌依旧，和5年前没有什么两样，还是那么美丽和贫困，处处充满陈旧的气氛，落后得不见一线生机。如狼似虎的差役，贪赃枉法的官吏，求神拜佛的乡邻，抽鸦片、纳妾、滥赌的富人，连白薯也吃不上、依然过着苦日子的农民，一切都依旧令人窒息。有感于此，孙中山在帮助家庭做些农活、自修国学、加强锻炼、强身健体的同时，还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参与一些改良乡政的活动，如修建村路、打更防盗、安装街灯、清扫街道及卫生防疫等公共事务，后来甚至致书乡贤郑藻如，希望这位退休的洋务官员在家乡带头效法西方改革社会，兴办农桑、兴办学校，然后在各地推广。他相信农业、禁烟、教育三件事情，“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

孙中山青年时代的理想是做一名医生，治病救人，但当他认识到国家衰败和人民贫穷的根源后，便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早期行医济世、救死扶伤的理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抗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革命道路。1912年，他在岭南学堂演讲时就说，他主张推翻清政府，就是因为这个政府是人民贫困、国家积弱的祸根。可见，孙中山革命的动机，就是要解除人民的疾苦，挽救民族的危机，振兴中华。

孙中山还十分推崇“天下为公”的思想，常以《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来表达自己的最高社会理想。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就明确表示，“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强调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就是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大同主义”。他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与权力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对于如何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孙中山认为应有世界眼光，开放心态，独立人格和进取精神。尤其是以“为四万万人谋幸福”为目的的革命党人，更应该保持自身的革命性和公德心。他说“真革命党，志在国家，必不屑于升官发财”，并一再告诫革命党人：“革命党不要钱，要钱的不是革命党”。最重要的就是要令人类社会天天进步。在孙中山看来，要人类天天进步的方法，当然是在合大家力量，用一种宗旨，互相劝勉，彼此身体力行，造就顶好的人格。他相信，人类的人格既好，社会必然进步。

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并强调：“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总统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一样。”他反复告诫革命党人，民国成立后，应当让人民当家做主，使人民有“政权”可以充分管理国家大事，政府有治理国家事务的“治权”，为人民做实事、办好事。这样便可以减少中国的战祸，可以增加人民的福祉。替众人服务，做人民的公仆，是孙中山民主民权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山精神的具体表现。

尤为难得的是，孙中山不仅这样说，而且也这样做。在《家事遗嘱》中，孙中山表示：“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除个人廉洁自律，始终“持平民主义，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外，孙中山在用人方面也兼容并包，唯才是举，既不结党营私，又不利用职权打击报复。1912年2月，广东各界纷纷致电孙中山，请他同意让其兄孙眉担任广东都督。蔡元培也热心支持这个建议。但是孙中山坚决不同意。他认为“粤督任重”，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与政治”，“决非所宜”。1922年，孙中山内定谢远涵为江西省长。有人不同意，因为此人曾向袁世凯检举过革命党人。孙中山解释说：“谢远涵不但江西人都知道他，北方的官绅也都知道他。他转变过来了，发表他当省长的消息，不但可以影响江西的旧人员，而且可以影响北方的旧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