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中原等编辑的《乌河石刻》一书，收录了200多通隋唐至明清的山西盂县乌河地区的碑碣石刻，时间跨度长达1000多年，而以明清时代居多。虽然仅是散落于民间的部分石刻，但从这些存留石刻的形制与内容上看，基本涵盖了这一时期碑碣石刻的全貌。形制上有摩崖石刻，造像、题记与铭刻，石碑与墓志等分类；内容上有记事碑、功德碑以及墓碑与墓志铭等。如果仔细看纪事的内容，则大都是历代创建与重修寺观庙宇的记录，所颂扬的功德对象也是当地百姓在创建与重修中踊跃施舍钱财的情况，所反映的正是乌河地区民间社会对他们信仰神灵的虔诚与崇敬。

乌河地区的民间信仰

从乌河地区碑碣石刻的记录中，可以看到深受社会大众信奉的神灵，有土生土长的，也有外来的；有来自某个宗教的，也有来自世俗创造的；有远在高天幽冥的，也有杂处人间的。

观音信仰。观音是民间大众耳熟能详的佛教菩萨，为“西方三圣”之一。1000多年来，观音信仰深入人心，信众广泛，经久不衰。在乌河地区存留的石刻中，重修观音寺阁庙宇、重塑观音金身内容的碑刻就有47通，占了整个碑刻的很大部分；而实际在民间，观音寺、观音阁几乎遍布每个村落。所有碑文都把观音描绘成“慈航普度，灵佑无疆”，说“其心则以慈悲为本，见人罹于危难，深通变化而阴扶默相”。这些溢美之词无非是要说明观音具有非凡的神通、显化和感应之力，可以通过显露真身妙相、化作凡间俗相或在冥冥之中施展法力，使受苦众生获得解救；甚至人们只要口念“观世音菩萨”，观音便会前来解救。正因方法简便，而迎得了百姓大众的追崇。

关公信仰。在存留的乌河碑刻中，虽然关于关公内容的碑刻仅有10多通，但从中也可看出民间关公庙或老爷庙在当地存在的久远与普遍。除独立设庙外，在不少道观、佛寺中也多列关公之位；如果深入民间社会，还可看到许多家户供奉有关公神像，说明关公早已成为民间大众敬仰与膜拜的神明。

对于百姓大众而言，崇拜关公的价值在于他是义气之神。现存的许多碑文中，都赞扬关公“忠肝义胆，唯能使天下共景仰”。说他“扶炎汉也，忠不忘昭烈、桓侯，义也；信封魏武（曹操）之金，义也。”“此皆忠臣义士实之待神而然矣！”这是说历来忠臣义士把他奉为神而加以崇拜是很自然的；而百姓大众则更为崇拜他义薄云天的浩然正气，“义至故气盛，气盛故其于不死，而日月争光，山川共镇，统天下后世而庙食之，其又何怪！”

除把关公当成伦理楷模、英雄形象、先圣先贤加以崇拜外，民间社会还把他当成治病除灾、驱邪辟恶、诛伐叛逆、司福定禄、庇护商贾、招财进宝的万能神，众多行业的守护神而虔诚信奉，因而信众之广，遍及全国、延及海外。

当然，关公信仰热也与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不可分。关公在宋代开始封公，元代封王，明清进一步封为“关圣帝君”“关圣大帝”，尊为护国佑民之神，与帝王诸庙并列，因而使武庙（关帝庙）的建设同孔庙一样遍布全国。由于官民的结合，无疑使关公信仰更加发展。

藏山神信仰。程婴携赵氏孤儿（赵武）在藏山藏匿15年，与盂人（山西盂县乌河地区先人的自称）结下了深厚感情，盂人视他们为自家人。他们死后被尊为藏山之神，各地为他们建祠立庙，把他们当成了保护神。盂人对藏山神的追崇信仰遍及全县，尤以乌河地区为甚。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碑文都较为详尽地记录了当地信众为重修大王庙踊跃捐财输银的盛况。如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西烟腰道湾村在重修“文子祠”时，除了本村信众积极参与外，还有周遭22个村、248户人家主动施银多达125两。如此一个偏僻小村庄，竟然有这么多村庄的群众前来捐输赞助重修“文子祠”，足见当地百姓对藏山神的崇敬之心。同时，乌河地区至今仍完好保留着十几处藏山祠庙，同样可见虽屡经历史风雨的冲击，也没有涤净民间社会对藏山神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