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博大路分割着十八里店桥南。对聚居在这里的“新潮电影实验小组”的成员来说，他们的世界也由迥异的两面构成：一边是自己无论如何也想拍出来的独立作品，一边是为了生存和赚钱接的商业性的“活儿”。

“活儿”的种类繁多：电视台的孝道主题公益公告，西部某省份的道德模范宣传片，剧情猎奇，拍摄进度超快的“网络大电影”。

去年，常标、菅浩栋和王法都参与了一个令人崩溃的网络大电影项目。剧组进度快得惊人。每个人都累到虚脱，平均睡眠时间只有3到4小时。

“每天刚一躺下就醒了。”在剧组做执行导演的王法讲起那段经历，做了一个自嘲的鬼脸。

对王法来说，拍自己的片子是“红色”的，让人联想到热血和生命。而拍“网大”，他想了想，“可能是浅黄色的。雾霾的颜色。”说着自己也乐了。

在“新潮电影实验小组”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上，成员范亚东这样描述了他们这群人的割裂状态：一边是“帮忙朋友拍摄独立电影”，一边是“进入网络电影摄制组”。“一个恬静，一个嘈杂；一个滋润，一个干裂；一个如同故乡，一个像北京。前者让我靠近自己，后者让我靠近衣食。”

走出煤矿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像一个刑满释放的囚徒，终于获得了自由

但在菅浩栋看来，能走到现在，自己已经很满足了。他已拍摄了第一部长片《光盲》，如今正在筹备第二部。即使是在做那些和独立创作无关的项目时，他也觉得没浪费：“我就在组里跟着看，跟着学。”至于累，“那能比下矿还累？”

在达到现在的“割裂”状态之前，菅浩栋还跨越过更大的鸿沟。他花了两天，才记住怎么从大马路走到他住的“金山公寓”，而从煤矿到电影片场，他绕了3年。

甚至在他还未出生时，煤，这股黑色的力量，就在与山西省河曲县的这个普通农民家庭较劲。

菅浩栋的爷爷就是矿工，菅浩栋的父亲菅改民退伍回农村后也想去矿上，老人家不答应：下矿苦又危险，我都下了一辈子矿了，你们就别去了。

但两三年后，菅改民还是去了附近的小煤窑。“我爹也看到了，农村就是这个情况，光种地只能吃个饭，小孩还要上学，还想着盖房子。”菅改民说。

菅改民想让菅浩栋也上煤校。菅浩栋的成绩不算太好，父亲觉得，毕业了去煤矿才是个靠得住的出路。

拗不过父亲，菅浩栋从高中退学去考了技校，但他就是不愿去煤矿，硬是在中专毕业时憋着劲考了大同大学的采矿专业(大专)。

在大同大学，菅浩栋开始忙电影。“我挺自卑的，我想3年读完，还是要去煤矿。在那之前，我得做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在学校里组建了电影社团。

菅浩栋的电影启蒙者是同为山西人的电影导演贾樟柯。贾樟柯被视为中国独立电影的先驱之一。

后来有一次，菅浩栋到台湾参加影展，居然在台北的一家酒店碰到了贾樟柯。菅浩栋不敢贸然上前，他到酒店外的一个小公园里坐了20分钟，平息自己的心跳。他告诉自己，如果再进去贾樟柯还在，就一定打个招呼。

再回酒店时，贾樟柯仍在大堂，菅浩栋走过去做了简要的自我介绍，说自己也是山西的，刚参加完“南方影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