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局的第二天，菅浩栋的心情似乎未受什么影响。在县城的黄河边散步时，他望着漂浮冰棱的河水，望向黄河对岸的内蒙古。这里是过去“走西口”的通道之一，行人寥寥的堤岸上立着一个“走西口留影处”的牌子，被太阳晒褪了色。

“小军一直想渡过黄河，去内蒙古。”菅浩栋对着黄河说。

小军是菅浩栋下部电影里的角色之一，这次，故事还是发生在菅浩栋家乡的村子，主角从老人变成了年轻人。有人从大城市走了一遭回来，小军则是一直困在老家的那个。

菅浩栋继续讲述小军的轶事，像在谈论一个真人：小军骑着摩托车跑到山西、陕西、内蒙古三省交界的地方——河曲县刚好处于三省交界处。小军跨出去一条腿，豪气地说：我这就走了三个省啊！

不过直到车祸离世前，小军哪里都没去。车祸时，小军正骑着他的摩托车。

“我是个搞艺术的。”

像城中村和住宅小区的巨大差异一样，电影行业内部分化明显。闯出名堂的人，可能名利双收。籍籍无名者，常在底层挣扎。

从很多标准来看，“新潮电影实验小组”成员的生活质量并不太高，大体要被归为“底层挣扎”流派。他们住在城中村的公寓里。出门拐几个弯，吃的是“山西刀削面”“武汉正宗久久鸭”“老成都川菜”“安徽板面”……看着挺热闹，可谈不上多营养健康。

《沙漠》第一次拍摄的时候，常标借了一幅美院学生的画做道具。风大，画被吹走了，划了道口子。出借者说这得赔2000元。常标身上只有几百块钱。对方对着他大声数落：你拍电影的你没钱？

由于经费不足，拿不下场地，拍到一半被赶走，或被保安逮住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为了抢时间，常标在片场跑急了，一头撞到玻璃门上，血口子从鼻子一直划到嘴唇，右下嘴皮外翻，牙龈外露，缝合好后，嘴唇至今还缺一小块。本来不再过问常标的父母又开始极力反对他拍电影。

精神上的折磨也不会少。拍“网大”虽然累，但好处是累了就睡。而忙自己的电影时，失眠是很多人的常态。在申请“青葱计划”时，王法常常会没来由睡不着。他总是忍不住去想，还有哪些办法能把剧本拍成电影。

断断续续拍了几年的《沙漠》总让常标醒到凌晨2、3点。电影的不同可能性侵蚀着常标的睡眠，虽然已经剪辑了40多版，但有几场戏他始终没想好怎么剪。他也不完全满意片名字幕出现的方式。由于长期失眠，他满脸冒痘，脸上的疤倒不明显了。

大四之前的那个暑假，常标曾和菅浩栋一起去了趟北京，想找专业人士点评他们的作品。

在一篇回忆此事的文章中，常标写道，他们到中国传媒大学去找一个教授，学校已经放假，没什么人，他们见人就问“你是学电影的吗？”透过窗户看教室时，常标心想“这就是学电影的地方啊”，心理幻想着自己坐在教室里，听的、讨论的都是电影。

此后，常标曾考过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但没考上。现在他认为，没有接着考是对的。在学院派面前，他并不感到自卑。“很多年前的话，可能会，现在不会了。”常标说的“很多年前”是指胶片时代，那会儿拍片要专业的设备，也要一笔不小的资金。但在数字拍摄的时代，制作成本大大降低。现在靠的就是对电影的理解，独特的生活体验和表达，常标认为，这是学校教不来的。

《光盲》在豆瓣上有零星的评价。“导演真诚”“拖沓冗长”“长镜头太多”……菅浩栋给自己评了五星，评语是：“山西煤矿搬迁背后盲人的苦难和亲情的冷淡。”

“基本我想要表达的都表达了。”菅浩栋不太愿意谈过去的片子，他说自己现在脑子里想的都是马上要拍的第二部长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