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留下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痕迹

穿着时尚，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蒋申申是温州丹顶鹤服饰有限公司的二代。同样是做服饰，与父辈不同的她经常来往于温州和欧洲之间，她从不吝啬花费时间去接触第一手的时尚信息。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她这一代就可以看出过渡的轨迹。

2005年刚接班时，她会在生产车间，拿着秒表掐算每道工序的时间，她对生产一件衣服的300多道工序了如指掌。在行情不错的那几年，她也遇到过接手订单都来不及生产的红火场面。

说到如今的实体经济，她说，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人的工资上涨很快，给企业带来的压力很大，普通的技术工人的保底工资就要在5000元，激励部分还要另算。前几年，温州市政府提倡“机器换人”，她也积极在推进，工人数量从1500人下降到500人。

接班之后，蒋申申与父亲分工，父亲涉足金融行业，她负责服装制造业，她认为，“做实体经济就是细水长流，服装行业也需要年轻人来做。”

蒋申申也在谋求转型，“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服饰有个性，不愿意露出标志，还有的人喜欢走轻奢路线，我就转型做时尚。”她在温州开了几家专门做时尚定制的门店，“创新不可能抄袭国外，要根据中国人的特点来做时尚产业。”

陈锋是绍兴诸暨万安科技的总经理，出生于1980年年初的他，是当地很多富二代的榜样。说起为什么要做实体经济，从陈锋口中蹦出一个词语——工匠精神。他接着说：“老一辈的艰辛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多少年干同一件事情。”

在他看来，做制造业会遇到很多困难，税收和环保压力非常大，劳动力的成本也很高，相比于做金融投资，这是一个产出低投入高的产业。

“有时候面对3300多名员工，做实业感觉内心非常有成就感。”陈锋说，当然相对于父辈，二代们在接手实体经济之后，苦哈哈的行事风格也随之改变了。

企业上市时，24场路演，全都由陈锋一个人来完成。专注于实体经济的同时，他也很善于用资本来促进企业发展。他定的目标是自己所在的公司销售额突破50亿元。

人才一直是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最近陈锋在当地的两会上提出建议，认为有条件的企业可以招聘外籍人才，比如招聘乌克兰汽车专业的博士生，薪酬也就在几万美元一年，成本并不高，而且老外到中国工作没有太多地域选择的概念，并不像中国的本土人才，还是喜欢扎堆在北上广。与此同时，他还与清华大学等高校开展研发方面的合作。

“我对中国经济没有失去信心，内需实在太庞大了，10年前谁会想到2016年汽车销售增长率13.7%？加上中国有开明的执政党和政府，十八大之后的强力反腐，让我们企业精英的外部环境日趋明朗化。”他说。

在温州，2006年浙江理工大学毕业之后，周凯就回到父亲参股的一家企业上班。“我慢慢接触到供应链金融，觉得很不错，当时正是处于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害怕金融这两个字。”周凯说。

他解释，之所以做供应链金融，其实还是专注实体经济，当时家族企业中需要一些进口原油等材料。他就设计方案，通过银行购买金融衍生品，通过利率差价的方式来降低成本，比如100万元的原材料，他花98万元就能买到。

当时，父亲觉得周凯做法不靠谱，做事稳健的周凯，用了半年时间做了调研搞清楚供应链金融的来龙去脉，用行动来说服父亲。

从2011年开始，周凯逐渐成立了几十个人的团队，除了服务家族企业之外，还拓展业务服务其他实体经济企业。尽管温州本地一度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他的团队规模还是越做越大。如今，他在上海成立了公司，平时就在温州上海两头跑。

“虽然是做金融，但是我的利润其实不高，举个例子，1000元也就是赚几块钱。”在他看来，供应链金融的根本在实体经济，不是掠夺实体经济，而是服务实体经济。

在采访中，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见到了周凯的父亲，说起对儿子的评价，他笑着说：“刚开始不理解，现在都能理解了。”记者 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