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拐经验与武城模式

尽管现状不尽如人意，从中央至地方，未成年人保护的部门联动机制确有成功经验可循。

长期奋战在打拐一线的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陈士渠介绍，关于打拐反拐工作，公安部从2007年起长期坚持多部门联动。

譬如，2009年建立了国务院反拐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一共33个部门和单位作为成员，目前已出台两部国家反拐行动计划，对拐卖犯罪开展综合治理。

在立法方面，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和司法部2010年出台了《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2016年年底，最高法出台了《关于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打击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采取措施，扩大了偷盗婴幼儿的概念，加大了打击力度。

在具体打击工作方面，公安部建立了全国打拐的DNA信息库，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专门用于打拐、查找被拐卖儿童的信息库。

陈士渠介绍，这一信息库虽然建在公安机关，但离不开各部门的支持，在采集血样过程中都会联系当地民政部门、妇联、教育、卫生等部门，从户籍管理、学籍管理、收养登记、计划生育信息、卫生防疫信息等信息入手，至今已比中找回了4600多名被拐多年的孩子。

“经过10多年的努力，拐卖犯罪总体上呈低发态势，之前是高发态势，这和各部门联动机制的完善是分不开的。”陈士渠同时坦言，多部门联动最关键的一点要有牵头组织部门，打拐反拐工作效果好的重要原因是责任在公安部，召集人是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否则牵头单位不一，容易打“乱仗”，继而影响工作效果。

无独有偶。

2015年至今，山东省武城县人民检察院逐渐探索出以检察机关作为牵头部门的未成年人保护部门联动崭新模式。

该院以“互联网+”、大数据理念为导向，在全国首创未成年人保护检察监督信息平台和未检云数据平台。该平台的最大优势，是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和管理手段，将大量分散的涉检未成年人信息进行有效整合，集中到未检部门，赋予该院未检科以一统多的职能，实现刑事、民事、行政、预防、救助等未检业务一体化高效运作。

与此同时，该院还建立了一支植根于群众、分布于各行各业的信息员队伍，直接向平台提供信息、反映基层问题。由于平台科学设置架构，信息员录入的问题会自动流转到相应的行政执法部门。

目前，全县教育、文化、司法等30个相关行政部门均已被纳入平台，每个部门有专人负责。检察机关在平台上具有最高权限，对各部门问题处理进行全程动态监督。平台设有预警功能，7天内不处理的，平台将预警提示；超过15天不处理的，检察机关及时提醒并督促办理，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发出检察建议，追究相关部门、人员责任；涉及违规违纪的，通过平台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

此外，该院高度关注农村留守、流动、贫困儿童，将留守儿童、惠生政策及资金发放等1.2万余条信息录入平台，便于检察机关实施监督保护，有针对性开展预防救助等活动。

据统计，平台自运行以来，已监督行政部门处理侵害未成年人权益问题1270余个，办理各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41件，救助320余人。

“武城模式拓展了检察监督的新路径，过去的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的传统诉讼监督的格局被打破，强化了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对行政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进行监督，由诉讼拓展到非诉讼，由司法拓展到行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