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家庭熟悉被钱决定的命运。2000年，杨向光不到一岁的大儿子突发脑炎，抢救了一周，花光了他工作6年的积蓄，落下了二级脑瘫，至今算不清一加三加四等于几。又过了几年，岳父患肝癌，把他刚在广东做生意捞到的第一桶金“弄没了”。

即使如此，杨向光家依旧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杨向光的爷爷是离休干部，父亲在陕西深山伐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家起了村里的第一栋砖瓦房，买了第一台电视机。村里的孩子都跑来看，围着他家院子打闹。杨向光一度能一只肩膀扛住上百斤的麻袋。确诊尿毒症的前一年，他拿着重新赚来的20万元回老家，还“豪情万丈”，觉得“1000元一平方米的房子真便宜，还能买辆车”。

可是尿毒症带来的高血压昏迷，突然就击倒了这个顶梁柱。医生告诫杨向光的妻子，“尿毒症是无底洞，要留好生活来源。”她当场顶了回去，“科技这么发达，什么病治不好，别在这儿乌鸦嘴。”

杨向光和家人们都相信，病好了就能“东山再起”。他们清早起床，推着站不稳的杨向光一家一家医院跑，挂专家号，百元票子一张一张地掏。大医院找不到希望，就去找民间“神医”。本不能多喝水的杨向光每天灌两大碗本地偏方“五彩汤”，身子鼓得像皮球。外省的赤脚大仙也闻讯而来，在他身上扎满洞，不让吃药，放血排毒，疼得杨向光捂着头在床上打滚。

等到认清现实，“这病没治，只能拖”，这个原本殷实的家庭才发现，他们连肾移植的钱都没了。

没钱治病时只能等死的恐惧支配着他。杨向光特别清楚地记得，一个40多岁的庄稼汉得了同他一样的病。知道情况后，那人沉默了一会儿，趁人不注意，直接从医院高楼跳下去，死了。

治病头两年，新农合的报销比例低，而且门诊费用不在报销之列。在医院花出去的大笔门诊检查费、挂号费和药费几乎报销不了多少。

杨向光和妻子去报销，望着工作人员的笔把清单里需要自费的项目一项一项划出来，心也一点一点往下沉。接过单子，黑乎乎一片，三分之二都是“自费”。

为了活命，自认老实的杨向光开始“不规矩”。2010年在老家广安，他已经拿不出太多透析的钱。可充满了毒素的十几斤水憋在体内排不出来，身上像灌满了铅，他只能像老太太一样一步步地挪，200米路要走一小时，每走一步都浑身疼。实在没办法，他塞一二百块钱给管透析仪器的护士，求人家给他偷着做一会儿。尽管远远达不到标准时间，可至少“能活了”。

用假发票骗保时，杨向光每次都感到恐惧，他记得自己手心总是汗，腿也是软的，脸羞得发红，经常紧张得话都答不对。那时，工作人员只以为他病入膏肓，脑子不行了。

第一次交假发票的前一天晚上，杨向光记得自己一宿没睡。他想着从小撒个谎，爷爷都会打自己，又想爱面子的父亲知道这事，可能会气坏。但他也会想，真的成了犯人，监狱是不是会承担自己的医疗，没准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