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依旧抱怨、烦躁。他说治病很复杂，医保终究只是兜底的。各地执行起来弹性又大，老家广安对尿毒症的政策，就不如邻居南充市。杨向光觉得这差了不少钱，于是耿耿于怀，两天里嘟囔了好几次。

他幻想能有更多自由支配的钱，这样就不用只做医保范畴里最普通的透析，可以让更好的透析把自己体内的毒素排干净。他笑着回忆，“那种感觉真舒服，浑身都轻快，能多吃一碗饭”。他也想有钱换肾，或许就能恢复劳动能力。

但他更多的是怕，因为没钱只能等死。他认识一个20多岁的小病友，得病后只能靠老父亲打工维持。钱越来越少，这孩子透析的频率，从一周两次降到一周一次，又降到半个月一次，然后再也没来过。

如今，杨向光的手里也只有向病友借的两万元。这样的恐惧催促着他愈发“贪财”了。

他和一群病友都加入一个叫“善心汇”的组织，打着互助的旗号，据说投入3000元，很快就能返回3900元。很多人劝他，说这可能是传销，可他不想听，更不想信，反过来和他们介绍这个组织的好处，说得激动时不停咳嗽，因为这是自力更生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自认已经把家庭搞得分崩离析，谈起来时沉默好几分钟，憋着不让眼泪流下来。老母亲在南充的小吃店帮工。在老家和爷爷相依为命的小儿子不再像以前一样围在自己身边，如今格外冷漠，偶尔见面，问一句答一句，不和爸爸多说一句话。

就连离婚多年的前妻也又被拖下了水。她不忍心杨向光的样子，带着脑瘫的大儿子来到成都郊区，开了个杂货店，时不时照顾他的生活，给他补贴点钱。

可这些人也撑不下去了。网购和大超市越来越多，小杂货店连房租都赚不回来了。前妻想把大儿子送回老家让老人看，自己出去打工，再帮帮杨向光。

这次，杨向光拒绝了。他觉得把脑瘫的孩子送回农村老家，没人教，“就彻底毁了”。他也审视了自己的身体，甲状腺肿大、胃炎、视力模糊、供血不足，各个器官都在衰退，很多部位已经感染，“穷人得了富贵病，本来就是作孽。”

他终于对前妻说，“实在不行就断了我的供应，死就死吧。”　（应采访对象要求，杨向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