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光觉得，得病又没钱，自信也没了，“再多雄心壮志都没用了”。村里乡亲不太想和这个家庭扯上关系，红白喜事都不怎么通知。有时和乡邻吃饭，杨向光发现很多人离他远远的，有的人误以为这病会传染，有的单纯嫌晦气。他有时想搂着村里的小孩亲昵一下，人家父母的脸一下就拉下来了。

2010年，他想开个水果摊谋生，打了二十几个好哥们儿的电话，没借到一分钱。最后他凑了2000元，只进了一点水果，种类一只手都能数过来。

这次试图自救的行动最终也失败了，每天收摊，他发现本金越来越少。后来破产了才发现，周围的好多商户在秤上作假，而他没有。顾客算账的时候要抹去零头，他想都不想就答应。短短几个月时间，2000元钱就被他赔得精光。

也就在那年，他开始准备后事。其中一项就是捐献遗体。他觉得自己活不了太久，想让以后的人拿着自己的遗体做研究。可打遍了四川省内各大医院的电话，都找不到愿意接收的。

杨向光也想过自力更生。可他走路没力气，跑着躲马路上的汽车，脚也拖在地上迈不开。十几斤的东西提起来都费劲。

他想应聘保安，却根本受不了站8小时。坐趟公交车，因为透析扎满针眼的胳膊露出来，人们以为他吸毒，躲得远远的。有的老板直接说，“雇你们？随时都会死，我等着吃官司？”精神好的病友能开个摩的，他羡慕得不行。自己脑溢血、癫痫都犯过，随时头晕、瞌睡，车都开不了。

他想活下去，又认为自己“早晚死定了”。2015年的一次报销，老家的新农合工作人员终于察觉发票不对，告诉杨向光“这次先不报，需要回访医院，再通知你”。他在回成都的车上不住发抖，知道“完了”，可又压根儿没有跑的想法，因为早就被拴在了医院。没法透析，“死得更快”。

警察的电话一个多月后才响起，这段时间里，杨向光压根儿吃不下饭，看见陌生号码就哆嗦。等到警察真来了，问什么他都一五一十地说了。法庭上的他没律师，“没钱请也没必要”。他唯一一句辩护词就是“我是客观原因，不是主观的。我被逼无奈，所有弄来的钱都拿去治病了”。除此之外，检方的陈述他都点头。

被判刑后的他，除了成都和老家，不能随便外出。不过他也走不远。大多数时间，他就活在20多平方米的病房和几十米外的透析室里，每天看电视和手机。看到电视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画面，他眼里就发酸。看到体育节目里打拳击的更难受，觉得人家有力量，自己却是“活死人”。

除了弄假发票去犯罪，为了活下去，他向村里申请认定贫困户，希望减免一大笔透析的费用。可是90多岁爷爷的离休工资和家里那栋房子成了认定的阻碍，尽管那栋房子已经变成了村里最破旧的，其他人家早都起了二层小楼。

只有这时，说话都没力气的杨向光才会急起来，一步一步拖到乡上去争，去吵。最后，贫困户还是没认定成，乡上给他办了个低保，一个月发200元钱。

成功活了9年，杨向光承认“农村医保变好了”。他甚至说，要是几年前就有这么高的报销比例，“自己可能就不用造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