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落的文物被“弄痛了”

2001年夏天,在欧盟最高会议的主席台上,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正出神地看着一本英文杂志Orientations(《东方艺术》),有记者拍下了这个瞬间。余辉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考证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卷(唐摹本)和故宫博物院南宋本的渊源历史,据此写就的《宋本〈女史箴图〉卷研究》,让希拉克在那样一个重要场合分了神。足以见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不限国界、不限场合。

新中国成立前,国家战乱不断,大量文物流向国外,外国的博物馆因此藏有不少的中国文物。30余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许多外国博物馆越来越重视整理和展览馆藏的中国文物,与故宫博物院的合作交流也越来越频繁。2006年,根据故宫博物院与大英博物馆的合作协议,英方派两人为故宫修理钟表,故宫帮他们整理书画,这种文化交流被余辉称为“换工”。由此,余辉被邀请到大英博物馆工作。20多个工作日里,余辉一人完成了大英博物馆400余件主要绘画藏品的作者、定名、时代、文物定级,以便于他们决定文物修复的轻重缓急。

正是在大英博物馆的库房里,余辉看到了悬挂在墙上的《女史箴图》卷(唐摹本)。这幅中国最早的人物画竟然出现了严重的掉渣现象,露出了星星点点的裱褙纸,像晶莹的泪花,流落的文物被“弄痛了”!

余辉告诉他们:“赶紧取下来,平放在绝氧的玻璃展柜里。”

190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至海外的这幅名作是绢本,按照中国古代“纸寿千年绢八百”的说法,这幅1300多岁的画已超期“服役”。加上西方人对丝织品不敏感,绢在使用时受到震动出现折痕,在外界物理作用下,折痕慢慢扩大,破的地方就会翘起,时间一长受地心引力作用就会掉下渣来。

地上的渣刺痛了余辉的眼,而让余辉更心痛的,是欧美博物馆采用日本式的装裱方式,对待中国绘画。

一幅中国绘画立轴的上下左右四方,原本会有一些文人的题字,其中蕴含了大量与该画有关的文化信息。但由于西方人最早是从日本人那里得到的中国绘画,于是邀请日本人去装裱中国绘画。日本的装裱方式是裁去裱边,把画心裱在木板上,《女史箴图》也因此被拦腰裁成了两段,裱在板上。此外,他们还在库房里做了很多的轨道,将裱在木板上的画插入轨道进行存放。在美国的佛利尔美术馆,余辉看到许多宋元绘画都已经按照这种错误的方式进行装裱存放。

这种方式,不仅丢失了大量与绘画有关的背景信息,还导致绘画与空气长期充分接触。中国的书画之所以卷轴存放,在于能大大降低空气氧化。眼见着珍贵的书画被这样无知对待,余辉忍着心痛尽量地去跑博物馆。每到一个博物馆,他都强烈建议:“中国书画一定要使用中国传统的装裱方式!”恰逢当时有一些从国内博物馆出去的裱画师在西方博物馆装裱书画,无知造就的错误被陆续纠正。

余辉作为一个文物专家帮助许多流落海外的文物延长了生命,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不会忘记这种错误为什么会发生。

早些年,在国外的博物馆里,余辉经常看到老师带着学生坐在西方油画前上艺术史课。2014年,余辉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意外地看到令他感慨的一幕:美术老师带着高中生坐在中国画面前,讲述中国的艺术史。同时,他还注意到,在国外的一些中小博物馆里,原先被放置在死角里的中国画,现在被挪至展厅的正中位置。

多么大的变化!国家强则文化强。“我们的国家强大强盛了,人家不但愿意跟你平等交往,还愿意了解你的历史和文化。”曾在欧美日十几个博物馆、美术馆进行过中国书画鉴定与研究的余辉,在讲述这种变化时,眯起的眼角“泄露”出内心的喜悦。

关于这种变化,他还有一次亲身经历。2014年,余辉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举办讲座《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新探》和《倦勤斋的历史与修复》。讲座的时间“撞”上了世界杯足球赛期,恰好是德国队自己的比赛。余辉担心讲座会冷场。没想到开讲前10分钟,近百人的讲座厅已是座无虚席,有的听众甚至驱车一个多小时赶来。讲座引起了德国汉学家们的极大兴趣,结束后一些听众还不愿离去,讨论一直持续到夜里11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