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达山佐仓接着又说福州女子“耳环如轮”：

妇女施耳环，阖乡皆然，而闽妇所著耳环，最伟大可惊，环以银制之，形如桶轮，头上带剑，耳朵亦施此物，其任重矣。

关于这一点，清人有诗曰：“大耳环垂一滴金，四时裙服总元青，蛇头簪插田螺髻，乡下妆成别样形。”根据晚近的调查，福州郊县农妇发饰上，都有雪白银簪三条，俗呼“三条簪”，大约寸余，长六七寸，插诸髻中，或仍满插小簪以示点缀。因其形似刀，中插一支，左右各一支，又叫“三把刀”。民国以后，一些乡绅认为此种妆束极为丑陋，遂公议禁止而普遍革除。

对于此类的妆束，现代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一文中就指出：“还有现在东门外、北门外的许多工女农妇，头上仍带着三把银刀似的簪为发饰，俗称他们作三把刀。据说犹是当时的遗制。因为她们的父亲丈夫儿子，都被外来的征服者杀了；她们誓死不肯从敌，故而时时带着三把刀在身边，预备复仇。”郁氏在文中所描摹的，显然源自福州人的传说——此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原是无诸故地，及至唐朝大兵入境，将福建男子杀尽，只留下女子婚配单身士兵，故福州人称丈夫为“唐晡人”，而“三把刀”则是心怀怨怼的蛮族妇女用以复仇的武器。

对此，另一位著名作家冰心，在其《故乡的风采》中也写道：“我也见到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农村妇女，觉得天下没有一个国家的农村妇女能和我故乡的‘三条簪’相比，在俊俏上、在勇敢上、在打扮上，都差得太远了！”

而在晚清，这显然也引起许多西方人的兴趣。二十世纪初美国著名旅行家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在其所著《中国十八省府》的福州篇中，专门插了数张“福州附近山上的拜狗族土著”、“拜狗族土著的头饰”和“福州的妇女”的照片和图片，反映的也是此类发饰。当然，盖诺笔下的所谓拜狗族，指的其实是市郊山中的畲族。而稍早出身于哈佛大学的杜德维，则显然是寻找四乡各不相同的妆束，作类似于人类学的影像记录。

在“Views in China”（中国风景）影集中，有关福州的第二张照片题作“Southern suburb of Foochow on fire： View from European side of R.Min。 ”，是1876年11月12日所摄，杜德维从仓前山的欧洲人聚居区远眺，隔着台江，但见福州城郊大火熊熊，烟雾弥漫。此一图片，对研究福州城市的灾害，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关于福州的火灾，与杜德维差相同时的美部会（American Board Mission）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曾指出：福州府城包围在城墙之内，出了七个高大的城门就是郊区。南门外的郊区约有六公里广阔，当地人称为南台。“外国侨民基本上都住闽江南岸的江滨小山坡上。站在山头眺望，东面远处屹立着鼓山，江水从山脚下蜿蜒而过，江面上舢板渔船风帆点点。朝北眺望，福州市区尽收眼底……”日本人达山佐仓也指出：“各国领事馆在丘垅之上，势高而望阔。”想来，杜德维就是在此远望福州城南郊的火灾，拍下了上述的照片。

在明清时代，火灾不仅是福州城市影响最为深远的自然灾害，而且也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近人林步瀛曾指出：“吾闽省会之地，负郭而居者常接屋而连扉，及其不虞于火也，则每数十家、数百家附丽而相随。”在这种背景下，火灾一向令人闻风色变。清代琉球官话课本《学官话》中就提到：

把灯吹灭了睡，如今秋天的时候，那东西都是干燥的，火烛要小心。上床的时节，就把火吹灭睡，也是放心的。

讲得极是，那前日南台尚书庙那里，一连烧了两三遭，多因是他们火烛不小心才会误事了。

讲起那火烧房，那些人好可怜，家里的东西，给人抢去的抢去，给火烧去的烧吊［掉］，到第二天来，一条草都没有了，吃也没得吃，穿也没得穿，住也没得住，那大男小女拢做一堆，在那露天地里，啼啼哭哭，我看起来，真真替他心痠，眼泪就要淌出来，实在伤心。

那火烧房，是最凄惨的，何消说，所以火烛小心要紧。

此处提及秋天时节应当小心火烛，这是因为受副热带高气压的控制，在秋天，福州的焚风效应极为明显，民间遂有“秋季火帝出动”的传说。南台尚书庙一带，也就是现在的上、下杭一带，在传统时代是著名的商业区，房屋、店铺鳞次栉比，极易发生火灾。一旦发生火灾，隔岸的仓前山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洞若观火”。

对话中提及由火灾引发的社会问题——福州人俗称的“火劫”，即乘着火灾混乱时的抢劫行为。此类的“火劫”，早在明代就相当严重，万历时人谢肇淛在其所著《五杂组》中，即曾提及火患时“恶少无赖利于劫掠”。而琉球官话课本，则更细致地描述了“火劫”之余的惨况。“蜀［一］条草”是福州人非常形象的比喻，“一条草都没有了”，形容火灾劫余赤贫如洗的窘状。关于这一点，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亦曾指出：

福州人很有理由怕火灾，他们的木头房子容易被点燃，而且一旦发生火灾，就有很多流氓赶来火场抢夺财物。除非失火的人家有许多亲友在现场苦苦守着，否则衣物、家具以及任何有点儿价值的东西都会被这些趁火打劫的“火鹞”抢走。

在福州，除了外国人聚居的仓山和作为商业区的南台之外，城内则是省会所在地，于山、乌石山、屏山三山鼎立，其中，又以乌山上的乌塔为制高点。对此，福建巡抚丁日昌曾说：“福建省城内乌石山为第一名胜，可以俯瞰全省形势。”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英国领事翻译官租下了乌石山道山观。过了五年，两位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前来福州，他们在翻译官金执尔（W.R.Gingell）的帮助下，租得乌石山神光寺住屋两间。其时，正在老家养病的林则徐闻知此事，立即联合地方士绅，上书福州官府，强烈要求驱逐英国人。在福州绅民看来，神光寺为当地生童会课读书之地，外人不得租住，他们严词勒令两位传教士退租。在朝野的强大压力下，传教士无奈之余，只得搬至金执尔租住的道山观内。同治五年（1866年），圣公会传教士胡约翰（John Richard Wolfe）到达榕城后，向道山观董事续订租契，租借了包括文昌宫在内的大片房产。此后，山上教堂洋楼日渐增多，有不少名胜皆为教士所占。在民意的激烈反弹下，官府只得与英国领事交涉，要求乌石山上的教堂悉数撤移至城外。不过，在山上的传教士食髓知味，他们不仅不愿换地，而且还在肆无忌惮地继续扩张。为此，光绪四年（1878年）爆发了著名的“乌石山教案”，神学书院被拆毁、焚烧。此后，英国人被迫迁出了乌石山道山观楼房。不过，在此之前，不少外国人都到过乌石山上，从那里俯视福州城的全貌，杜德维自然亦不例外。

上图是杜德维从乌山之巅拍摄的照片（Inside city of Foochow，Wushih Shan， i.e。 Black Rock Hill， in foreground），颇为动人心魄。从画面上看，远远可见于山之上的白塔，以及其下的孔庙，近前闽式聚落独特的马头墙高低错落，……十九世纪晚期的古城风貌一览无遗。这张照片与差相同时的美国茶商Ted Francis Jones（特德?费兰西斯?琼斯）拍摄的福州双塔照片，并称为迄今所见最为经典的两张福州城市老照片。

除了题作“Views in China”（中国风景）的影集之外，哈佛燕京图书馆中还有一些作为散件的单张照片，其中有不少也颇具价值。由于当年我未被允许复制或拍摄，所以手头并没有保留下相关的照片。不过，我还是尽其所能、大致记录下一些关键的信息，兹据当时的笔记稍作回忆。我记得其中有一张福建官员与洋人的合影——

第一排从左到右包括：都统文，洋人，副主考刘学谦，洋人，总督李兴锐，洋人，将军崇善，洋人，正主考李联芳，洋人，洋人，学台秦绶章。

第二排从左到右则有：委员舒钧，委员郑恩隆，总办孙传衮，盐台鹿学良，候补道黎国廉，城守协王书选，督中协谢，钦差船政大臣魏瀚，委员欧，文案高烺、委员高宝仁，分局秀员高庆铨。

第三排：翻译叶可梁，前侯官县谭子俊，翻译苏贞洪，侯官县刘锡渠，闽县罗汝泽，福防厅吕渭英，福州府玉贵，藩台周莲，候补道聂元龙，臬台朱其煊，粮台启约，翻译林藩，文案陆绳武，文案徐际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