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深刻变革

或许正是体会到了复苏的艰难,全球经济哪怕才刚刚显露出一丝走出疲弱复苏的曙光,就会让许多人如释重负。“春天到了,全球经济的春天也来了。”拉加德在今年IMF与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上的这样一句开场白,与其说是展望未来所发出的憧憬,不如看作是回顾过去所流露的惆怅。

2008年9月23日,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左一)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左二)敦促国会尽快通过金融救援计划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并列,成为第五种世界货币。对此,拉加德表示,作为SDR创建以来首次纳入的发展中国家货币,人民币入篮将加速国际金融制度的改革。这一举动,显然与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对国际金融体系日益强烈的改革要求相呼应。

“分析此次从美国爆发的危机蔓延的原因,关键一点是西方制度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缺陷。”采访中,徐洪才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谈到,长期以来,国际货币体系中一直是美元独大,“这种格局意味着把世界经济的所有责任都压在美元身上,而美国显然已没有这个能力”。

危机引爆后,美联储先后推出数轮量宽政策,压低基准利率,借此支撑和刺激经济增长。而在国际社会看来,这实际上是美国通过放水印钞,让美元汇率不断下跌,由此分散、转嫁危机,让别国为美国之错埋单。欧洲扛不住了,越来越多的过度依赖美元的国家扛不住了,改革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成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愿望。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而中国实行的是与西方不同的制度。

不仅仅是金融领域,这场危机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所存在的多方面弊病和漏洞都暴露出来。联合国《2010年世界经济与社会概览:重探全球发展之路》报告指出,“多重危机接踵而至,暴露了我们的全球治理机制在这些挑战面前,存在的严重弱点。”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看来,这些“弱点”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始终是发达国家主导,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无法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决策;

二是过度强调经济自由化,忽视全球经济均衡发展;

三是忽视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已远远超过政治全球化速度的现实,多边组织决策体制陷入公平赤字、公正赤字、民主赤字的窘境,无法真正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由一种国家制度主导的全球治理,若排斥另一种富有生机制度的国家,必然会把世界引入发展的对立面。根据IMF的测算,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的“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0.6%上升到2010年的60%强;而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从1990年的88.6%下降到2000年的76.6%、再到2010年的约30%。

“如今,没有中国等新兴国家,你解决不了全球经济危机,因此G8已经过时了。”早在2008年11月29日,时任法国总统的萨科齐在多哈举行的联合国财务发展会议上所做的一番表态,让西方世界有了不同的声音。

危机倒逼改革。在国际社会共同推动下,二十国集团(G20)走上前台。2008年11月,G20首次领导人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2009年9月,匹兹堡峰会宣布,G20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提出要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G20更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思路……

“G20峰会揭开了全球治理新的一页。”有评论分析道,这标志着全球治理不再是“西方治理”,全球治理从一个由少数发达国家“说了算”的旧时代,进入到一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商共量,走向公正合理的新时代。

“事实证明,过去九年,G20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采访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张茂荣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谈到,这其中包括加强政策协调,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设立《增长框架》,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复苏;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提升新兴经济体代表性和发言权;多措并举,促进贸易与投资;立足长远,推动包容、绿色发展……

在他看来,这一系列成果,不仅有效维护了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为各国逐步摆脱危机影响贡献良多;而且夯实了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地位,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渐渐从全球经济治理的“配角”走向舞台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