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历史人物画的发展都经历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对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本刊特别邀请几十年来一直从事历史人物画创作的，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李延声。请他来为我们讲述有关历史人物画的发展故事。

李延声

《正气篇》弘扬民族精神

记者：20世纪80年代时，您曾创作过一批题为《正气篇》的画作，您是怎么开始有创作这批画的灵感呢？

李延声：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的时候，文艺界也掀起了大讨论，各种理论、各种观念，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甚至当时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画到了“穷途末路”的阶段，全盘否定中国画。我一直是学习中国画的，当时也搞不大清楚，也很彷徨。

当时，我在中国画研究院工作，跟李可染、黄胄、蔡若虹、叶浅予几位老先生都多有接触。我记得当时黄胄先生就说：“中国画好不好，要中国人说了算，不能听外国人的！”

后来，我参观了李可染先生办的一个画展“东方既白”，老先生们的画，画得特别好，我也有了信心。我当时就认为，传统文化不是什么穷途末路，而是“东方既白”，笔墨当为祖国山河立传，要坚持走下去。

那时，我正在读一本诗集《正气篇》，是当时的安徽出版社社长黎洪搜集整理的诗集，从屈原、文天祥，一直到林则徐等等英雄人物，我觉得很有意义。看了李可染先生“东方既白”的画展我很受启发，于是，就以这个诗集为蓝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创作一个系列的历史人物画，取名为《正气篇》。

记者：进行《正气篇》的创作，最大的难度表现在哪里？

李延声：在中国绘画史上，人物画的高峰出现在唐宋时期，进入元明清以后，山水花鸟画的发展逐渐达到高峰，人物画整体出现衰落走势，衰落的最大原因就是千人一面，概念化的东西比较多。因此，在我跟随蒋兆和先生学习时，我发现蒋兆和先生除了造型、素描等笔墨功夫以外，他关注人本身、关注民间疾苦的人文精神，令人佩服。

在创作《正气篇》时，我找到了大量的古代、近现代资料，还找到很多具体的、个性化的素材，主要用于了解这些人物。此外，艺术语言是要进行提炼的，英雄人物的“精气神”表现也是需要技巧的。这些先贤、前辈们的个人经历都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相联系的，“小我”要跟“大我”结合起来。因此，我花大力气创作了《正气篇》里100多位历史杰出人物，并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展览很成功，受到了各方面的鼓励。蔡若虹先生很称赞，给我写了序；艾青、黄胄先生给我题词；启功先生还专为我赋诗并题赠予我，他们都很肯定我的选题、立意，非常支持。后来，邓颖超主席也给我题了字———“中华正气”，我特别受鼓舞。

记者：《正气篇》的创作，用了多久？您记忆最深的是什么？

李延声：《正气篇》一共画了一年多，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人物是郑板桥和林则徐。首先，因为郑板桥形象比较入画，又诗书画兼优，关心民间疾苦，有“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一首诗，令我特别感动，因此封面用了我为郑板桥所画像。

还有就是林则徐。我在通读《正气篇》系列以后，感到林则徐的事迹特别悲壮。他虎门销烟，长了我们民族的志气，为人类禁毒不遗余力。后来他虽被发配新疆，却仍然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写下“犹听江东战鼓声”的诗句，所以，我后来就专门画了林则徐的画像。

在展览的时候，黄胄先生、蔡若虹先生在我的展厅整整待了一个上午，一直陪着我。我记得那个时候展览在二楼，电梯还坏了，黄胄先生腿不好，他来的时候我扶着他走到二楼，他一张张看我的作品，直到中午，我又扶着他走下楼去，他也没有吃饭。

作为我的早期作品，《正气篇》系列得到了美术界比较好的反馈。当时蔡若虹先生评论说：“这是把爱憎分明的正气歌吟和胸怀壮烈的英雄人物联系在一起，并且采取视觉形象反映他们的精神风貌，这一设想无疑是新颖的、美好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但是，现在看来，这还算是我早期的作品，那时候40来岁，应该说继承了传统，还有好的立意，但是对艺术语言还没有太多的研究，也没有太多的创新，到后来的《魂系山河》才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