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含量高的创新性产业不多，且主要以模式创新为主。正由于这种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困难，党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持续时间长、竞争力强的新优势。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核心关键技术有限，在诸多领域面临着“卡脖子”问题，比如去年的“中兴事件”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某些产品被“卡脖子”只是直接的表现，而更深层次的根源是，我们在创新的环境和机制上被卡住了脖子，影响了创新能力。

一是科技金融体系尚需完善。我们知道，正是由于拥有相对完善的资本运行机制，美国的企业热衷于面向长远的风险投资。而这种科技金融体系的缺乏，使得我国企业对短期内无法获利、或是存在较大不确定因素的前沿研究和未来可能的颠覆性技术，普遍投入热情不足。例如，就我所从事的量子信息领域，实现通用量子计算机还需要长期努力，但美国的科技企业巨头，包括谷歌、IBM、微软、英特尔等都早已投入巨资开展研发，而我国企业的投入与美国相比差距很大。另一方面，也存在若干科技政策与具体实施不配套的问题。例如，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加大科研团队的自主权。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科研人员其实是受到工资总额的限制，导致政策虽好，落地却难。这一问题的直接后果就是科研机构和高校日趋严重的人才流失。例如在我所从事的领域，我了解到一些外企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高薪聘请国内相关高校院所的人才，却并没有让他们从事核心技术研发，以达到囤积人才的目的。

二是对于若干关键领域的长远规划和顶层设计有所不足。我国可以完成“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壮举，但小小的芯片却被“卡脖子”。而西方国家发达的芯片产业，依赖于从相关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再到产业化的全链条顺畅发展、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优势。就我国而言，由于聚焦长远的系统性布局有所缺乏，基础研究总体上得到的支持偏少，而研究本身又往往停留在论文上；对于若干技术突破，即使在指标上已满足应用的需求，但在工程化方面受限于整体工业水平，往往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到了产业化阶段，企业长期以来抱有“能买就买”的心态，片面追求尽快获利，研发的动力和能力都不足。上中下游都存在缺陷，关键领域的创新能力就会受到影响。

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首先需要建立起促进创新的科技金融体系。建议从政策层面鼓励企业直接投入前沿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利用企业较灵活的资助方式，激发创新活力。同时为了保证企业的积极性，制定相关各方在成果转让、股权分配等多种形式下的利益共享和分配机制，充分利用技术市场和资本市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对于科研布局，当代的科技创新，一方面应聚焦于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传统科技领域，解决“卡脖子”问题，在类似于“常规性武器”技术方面打破国际垄断和壁垒；另一方面应聚焦于量子信息这样事关国家长远发展和大国地位、可能产生类似于“核武器”的颠覆性技术的战略必争领域，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特别是对于后者，我国与发达国家往往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有更大的机会实现“弯道超车”，成为开拓者和领跑者，当然也更需要有长远的、前瞻性的战略布局。

发言人工作单位和主要职务：界别

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九三学社

主席、安徽省主委，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