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毒，义无反顾：“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１９７２年７月，屠呦呦等３名科研人员一起住进了北京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毒的“小白鼠”。

　　在此之前，在南京召开的抗疟药研究内部会议上，屠呦呦报告了“１９１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对疟原虫抑制率达１００％”的成果。一时间，祝贺、探讨、发问的信件如雪花般纷至沓来，屠呦呦亲自回信、寄资料、介绍进展情况。

　　然而在动物实验中，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发现疑似毒副作用，质疑和争论也随之而来。

　　是动物本身存在问题，还是药物所致？屠呦呦至今还能清晰记起各方争论不休的场景：从课题组角度看，青蒿在古籍记载中不是很毒，动物实验也做过一些，应该问题不大；但搞毒理、药理的同事坚持认为，人与动物有种属差异，只有反复多次人体试服后才能临床。

　　“我当时心里很着急，因为疟疾这种传染病有季节性，实在不想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节，否则就要再等上一年。”　屠呦呦说。

　　为了让１９１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尽快应用于临床实验，综合分析青蒿古代的用法并结合动物实验的结果，屠呦呦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报告。

　　“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当年，屠呦呦的表态令很多人惊叹：这位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江南女子竟然有这样的胆识和气魄。

　　“在当时环境下做这样的工作一定是极其艰难，科学家用自己来做实验，这是一种献身精神。”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说。

　　“那个年代，尤其需要这样的精神。”根据姜廷良回忆，早在确认青蒿哪个部位含有有效成分的实验阶段，屠呦呦就曾亲自试药，她的团队包括中药所里也还有别的同志志愿试药。

　　屠呦呦的试药志愿获得了课题组同事的响应。７月，他们在医院严密监控下进行了一周的试药观察，未发现该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为了充分显示青蒿素的抗疟疗效，科研团队又在中药所内补充５例增大剂量的人体试服，结果受试者均情况良好。

　　得到肯定答案，屠呦呦准备带着药物赴海南开展临床实验。这时，她的爱人李廷钊被下放到云南“五七干校”，她只得把孩子寄放托儿所，后来又送回老家。

　　儿女情长，在国家需要和集体荣誉面前，只能抛却。

　　为了取得一手资料，屠呦呦不是泡在实验室，就是奔走在疟区。“在那个时候，绝对是事业第一，生活是要为事业让路的。”提起当年的经历，屠呦呦说：“当时大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１９７２年８月至１０月两个月内，屠呦呦和同事们带着制备好的药物奔赴海南昌江疟区，与正在那里工作的针灸研究所临床医疗队会合。他们顶着高温跋山涉水，马不停蹄寻找病人。

　　从间日疟到恶性疟，从微小剂量到中等剂量再到较大剂量，从免疫力较强的本地人再到缺少免疫力的外来人口……初次临床，慎而又慎，科研人员根据自身试服经验，在用药剂量、病患筛选等方面费尽思量。

　　为确保用药剂量，屠呦呦亲自给病人喂药、测体温，并守在床边观察病情、详细了解血片检查后的疟原虫数量变化等情况。

　　最终，课题组在海南完成了２１例临床抗疟疗效观察任务，疟原虫全部转阴，临床效果令人满意。同时他们还在北京３０２医院验证了９　例，均有效。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８日青蒿素诞生后，课题组花了半年左右时间拿到青蒿素纯品１００余克，其中一部分制备成为临床观察用药。

　　１９７３年８月１０日至９月２２日，制成的青蒿素片剂被送往海南疟区进行临床观察。首先观察了青蒿素治疗外来人口恶性疟疾５例，结果１例有效；２例血中疟原虫数量有所降低，因患者心律有期前收缩而停药；２例无效，效果不够理想。

　　首次临床观察出师不利，大家十分意外：青蒿素的纯度没问题，动物实验的数据没问题，难道是剂型出了问题？等海南的同志将片剂寄回北京，大家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这才发现药片很硬，很难碾碎。

　　“是崩解度出了问题，影响了药物吸收。”经过分析判断，屠呦呦亲手将宝贵的青蒿素原粉装入胶囊，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所原副所长章国镇亲自携药赶赴海南疫区。

　　从９月２９日抵达海南至１０月１５日验证季结束，共收集到３例病人。屠呦呦和同事们翘首以盼、度日如年。终于，结果显示：３例外来人口间日疟全部有效，未见明显副作用。这是青蒿素的首次临床使用，说明屠呦呦课题组所得到的青蒿素就是青蒿中抗疟的有效成分。

　　科研争分夺秒，成果来之不易！

　　回忆那段攻坚期，李廷钊很“心疼”妻子：“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青蒿素，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

　　屠呦呦的肝炎并非试药所致，而是乙醚毒害。钟裕蓉回忆，当时需要制备大量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但由于药厂停工，科研人员只能从家中搬来存水用的大缸储存乙醚，自己动手用漏斗分液提取。

　　“乙醚对身体有危害，当时设备设施都比较简陋，没有通风系统，更没有实验防护，大家顶多戴个纱布口罩。”姜廷良说。

　　日复一日，科研人员除了头晕眼胀，还出现鼻子出血、皮肤过敏等反应。

　　后来，实验室的人员大多病痛缠身。钟裕蓉的喉咙下面长了肿瘤，可是回忆当年，她依然很激动：“我是屠呦呦亲自点将，能够在３０岁的时候，参加这么伟大的项目，我非常高兴，也很满足。”

　　对于这些生在旧时代、长在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他们对祖国的贫弱落后体会尤深，对科技的进步强大热切期盼。“５２３”，是他们唯一的信念和动力。

　　在历时多年的抗疟突击战中，北京、山东、四川、云南、江苏、广东、广西、海南等多家科研机构奋力攻关，协同作战。有效粗提取物确定、青蒿素含量测定和结构测定、提取工艺研究、结晶提取、药理毒理试验、结晶临床验证、资源调查、药物制剂……每一个环节，都浸透着科研工作者的汗水；每一个发现，都凝聚着团结拼搏的精神。

　　经过中国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新一代抗疟药物最终诞生！

　　２０１１年９月，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委员会为屠呦呦写下的获奖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

　　“获不获奖不重要，我们到底奋斗出来了，把老祖宗的精华通过现代药学给发掘出来，这是我最感欣慰的。”屠呦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