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级的第39个人

过去的廼兹府大街关东店20号，是胡耀邦任职团中央书记时一家人住过的地方。那里是个普通的四合院，有多处掉皮的朱红油漆大门坐西朝东。无论是虚构的镜头，还是现实里，这个大门经常是敞开的，尤其是对青年。

胡耀邦的工作方式比较特别，他不大去机关上班，而是习惯将人约到家里来谈话、汇报工作和研究问题。他的书房和客厅，几乎成为团中央的另一个书记处办公室。女儿回忆，家里常常一屋一屋的人， “屋子里经常烟雾腾腾，像失了火似的”。

曾任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孙轶青是胡耀邦家的常客。他曾说：“我们团报和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同志，都爱往耀邦同志家跑，他谈话思想火花迸发，而且可以吃他家所有的东西。”

访客们一来，胡耀邦就让公务员把家里的香烟、瓜子、糖果等所有能吃的都拿出来招待客人，炊事员就不停地烧水沏茶，忙着给他们做饭。

“中午一过11点，下午过了5点，父亲必定留大家吃饭，这好像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习惯，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女儿李恒回忆说。

进胡耀邦家院门的人，不分身份、行业和职务，有党政军高级干部，也有普通司机和工人。

有一次，在北京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当副经理的张百发去看望胡耀邦。谈完话已经11点了，胡耀邦照例留他和司机一起吃饭。那个司机觉得跟领导一起吃饭不自在，胡耀邦看出来跟他说：“你是工人阶级嘛，同工人阶级一起吃饭，我感到光荣！”听到这话，司机一下子轻松了起来。

应酬客人曾经成为胡耀邦一家最大的经济负担。“说起来可能没有人会相信，‘文革’前的十几年，父亲虽然工资待遇很高，但我们家一直未能摆脱欠债的窘境。”女儿李恒在书中写道，“仅父亲接待客人、买书和抽烟这三项，他的工资就经常入不敷出。秘书和公务员常常到机关去借，通常是月初发工资时还账，月末又再去借。”

胡耀邦有时走出门外主动跟青年交朋友。1955年，胡耀邦出差到广东，在火车上，他走进一节坐着很多大学生的车厢，和学生们聊上了，一聊就是一个多钟头。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个前来交谈的人是团中央书记。

在年轻人中间，胡耀邦的魅力显而易见。秘书高勇透露了一个细节：“严格地讲，耀邦的口才不是很好。因为他有点口吃。”

胡耀邦在讲话时，有时一会儿坐着，一会儿又站起来，而且爱打手势，“是为了帮助自己更好地讲话”。

但往往人们会忽略或者发现不了胡耀邦可能会有的小尴尬。“耀邦感染力极强，擅长抓住青年的典型语言。”高勇说。

高勇模仿胡耀邦当年跟石景山钢铁厂几个年轻工人讲的一段话：“青年的思想是解放牌的，青年的决心是永久牌的。”当时，解放牌汽车和永久牌自行车，是年轻人向往的民族品牌。

胡耀邦对青年语言的信手拈来，源于对青年的熟悉。有段时间，许多高校团委请胡耀邦去作报告，他都一一答应下来。秘书见他太忙，劝他谢绝一些。他说，平时跟学生们接触太少，现在人家请上门来，想见见面，听听讲话，是合情合理的，他们有这个权利，我们有这个义务。

有几次他约定的去大学的时间，正好赶上人大常委会或者政协常委会期间，他都会向会议请假，再赶赴大学去跟学生见面。

当时，团中央有一个“六级办支部”的做法，是为了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身为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带头办起了团支部。他选定了北京大学中文系59级一班团支部作为他的联系点。

有一年的正月初二，胡耀邦请这个班团支部的学生到他家里做客。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副食品极其短缺，直到20多年后那些学生还记得，在耀邦同志家吃的是烤兔肉和烤花生。

1964年，胡耀邦已到陕西工作，但还是想办法见一见即将毕业的这个班的同学。消息传出来后，不仅这个班，整个北大中文系，班班都要求见胡耀邦。最后，学校决定这个年级的各班都可以派代表，去团中央机关参加接见。

学生们一到团中央机关，胡耀邦很快被团团围住。临别时，年轻人把事先准备好的校徽别在胡耀邦胸前，送给他留念。

胡耀邦微笑着问：“你们班现在多少人？”学生们回答：“38个人。”

胡耀邦高兴地说：“现在是39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