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优秀的外科大夫要知道什么手术该做，什么时间该做，也要知道什么手术不该做，什么时间不该做。”做了30多年手术的蔡建强深知外科医生的职责。

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是蔡建强最愿意重返的时光。那是他作为住院医生最忙碌的岁月——爱人是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一家人住在筒子楼，他站在楼道里系着围裙炒菜，时常是菜刚放进锅里，医院就打来了电话，二话不说，赶紧撂下铲子，关了火，解了围裙往医院跑。

如此敬业，即便是同行，也不能完全理解，而蔡建强却乐此不疲。他说，医者之心，是从医者对专业的不懈追求，又是对患者疾苦的感同身受。医之专、医之难、医之疼、医之美，构成了医之心。

2015年的一个冬日下午，我们采访了蔡建强。他的语速好似冬阳下的河水，清澈、缓慢，还伴着一点点稍纵即逝的宁静与灿烂。他逻辑缜密，条理清晰，那些声音，仿佛一粒生命力极强的种子，落地便生出了根。

——引言

蔡建强

蔡建强（中）与团队在进行手术。资料图片

银针与柳叶刀

位于北京龙潭湖畔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以下简称肿瘤医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第一家肿瘤专科医院、亚洲地区最大的肿瘤防治研究中心。

早上八点，肿瘤医院外科楼腹部外科病房的患者们早早在病床上躺好，侧起耳朵，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门被轻轻推开，蔡建强率领的团队，伴着清晨的一缕阳光如约而至。

查房是医生的必修课，几十年来蔡建强坚持亲力亲为。在没有门诊和手术的日子里，他总会亲自带队。即使作为政务繁忙的副院长，他也没有把这项工作推给别人。即便周末，他也经常会去病房查看，并且要求团队里的医生也要这样做。

蔡建强的查房以严格出名，医生和护士没有不怕他的，因为他问得太仔细，查得太认真，发现问题后“骂”得太凶。他常说，如果一个医生对病人不负责任，那就失去了做医生的基本资格。

有时，蔡建强会搞突然袭击。猴年春节前的一个下午，他没有知会任何人就来到外科楼病房，先在讨论室认真翻阅病历，并不时向管床医生问这问那。看到写得不清楚的地方，他眉头一皱，随即追问管床医生。管床医生早已战战兢兢，小心对答。蔡建强丝毫不减严厉，告诉他，应该清楚记录病人情况，不能有丝毫懒惰。

随后，蔡建强环视一周，对所有医生说：“你们每个人都要这样，写病历最能反映医生工作的认真程度，这是外科医生必备的素质！”

接着，蔡建强去病房查看病人情况。为了查体时不让病人受凉，他习惯性地将双手放在两侧腋下。走到病床前，他一只手拉起病人的手，一只手轻轻地放在病人的额头，感受体温是否正常，同时微笑地俯下身问：“今天感觉怎么样？伤口疼吗？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问完这些，蔡建强又叮嘱虚弱的病人不要过早下地活动。他一边听管床医生汇报，一边弯下腰看引流袋里的液体量，当他觉得管床医生的回答和自己的检查结果相符时，就会回身赞许地点点头。

查房结束了，蔡建强轻轻地为病人掖好被角，对病人和家属说：“别担心，恢复得不错，可以回家好好过春节。有什么不舒服的，随时跟我们说。”然后来到下一张病床。待全部查看完毕，他一边往门外走，一边叮嘱管床医生需要注意的事项，还不忘回头与病人挥手道别。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医院亦是如此。百姓生病，往往愿意去三甲医院，不是奔着硬件设备，而是奔着名医而来。而在肿瘤医院，蔡建强就是众多名医中的一位佼佼者。

当初，蔡建强刚从白求恩医科大学（现为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毕业，被分配到北京。面对同属协和系统的三家医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整形外科医院和肿瘤医院，他选择了后者。因为肿瘤更难医治，他相信自己可以多做一些事情。当时肿瘤医院外科只有胸部外科和腹部外科，因为腹部脏器比较多，他就选择了腹部外科。

在肿瘤医院腹部外科，蔡建强一待就是三十多年。这样的抉择，他从没后悔过。

蔡建强的手，厚实而灵巧，上面的老茧清晰可见。只有仔细辨认，方可看出上面的疤痕，有些是拜常年工作所赐，有些则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

与鲁迅因父亲生病而立志学医相仿，蔡建强也是因为给妈妈治病，而萌生了当医生的想法。

1968年的冬天，6岁的蔡建强随父母下放到吉林省磐石县的农村，虽然这里距离家乡吉林市并不算遥远，但城乡之间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

五年的农村生活，蔡建强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一到冬天，他的膝关节就会肿得厉害。而蔡建强的母亲不仅患有关节炎，还有肾炎和严重的偏头痛。

童年的蔡建强每天早上鸡鸣则起，帮父母干活，不知何为懒觉。六七岁时，就会擀饺子皮儿，稍大一点，劈柴、播种、收割、烧饭都不在话下。

采访中，蔡建强绘声绘色地描述着10岁上下时的自己，如何将木头从大到小，劈成一条条、一块块，码好堆齐。斧子、镰刀、菜刀、擀面杖，“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于是，腿上、胳膊上、手上也留下了很多“纪念”。

如今回想起来，蔡建强觉得，这样的童年经历，对于外科医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他手上细腻的功夫，就是从那时开始练就的。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15岁的蔡建强也迎来了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

11岁时，蔡建强从农村回到城里，因为年纪偏大，他直接从小学三年级读起。1977年、1978年，全国恢复中、高考制度。和很多同学一样，之前几乎没怎么学习的他，一下子不知所措。

为了考上高中，蔡建强开始发奋。家里没有学习的地方，他就在厨房里学，挪开熟悉的菜板和碗筷，他把灶台当书桌，吃住都在这里。厨房仅小窗一扇，白天，他借着照进来的微光看书，晚上12点以后，才和衣而眠。

如此一年，蔡建强以全校第三的成绩考入省重点中学吉林一中。接下来，像跑马拉松一样连续学习了两年。1980年，他顺利考入白求恩医科大学医疗系。

同样是在15岁，蔡建强已是一名“小中医”了。因为妈妈的头痛经常发作，一位会中医的亲戚，经常帮她针灸治疗。总是麻烦大夫，妈妈心里有一种不安。

蔡建强看到这种情况，就斗胆问大夫阿姨：“我能学针灸吗？”

尽管阿姨和妈妈都充满疑虑，但蔡建强还是坚定地拿起了银针，在自己患“关节炎”的关节处开始试验，经过一个多月，妈妈接受了儿子的请求。就这样坚持了半年多，他竟把妈妈顽固的偏头痛治好了。

方向盘、听诊器、大马勺——20世纪80年代，这三样工具代表着社会上三种让人艳羡的工作——司机、医生和厨师。据说，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永远饿不着。

3个“永远饿不着”的工作中，蔡建强可以胜任两个——拿“听诊器”，掂“大马勺”。

原来，利用大学的4个假期，蔡建强在吉林财贸学院学习了厨师面点。凭借医学专业的解剖知识，他切起肉来游刃有余，并且熟知肌纤维走向，平刀、顺刀、顶刀用得很溜。

治大国若烹小鲜。在蔡建强眼里，烹饪和手术也有相通之处。后来，经他手切除的肿瘤，小如蚕豆，大如婴儿头。他认为，这得益于在烹饪培训班对手感的训练。

1985年，蔡建强来到肿瘤医院。这双手，挥过镰刀、掂过大勺、捻过银针，终于操起了柳叶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