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协委员，张国维觉得有责任把热心和快乐带给身边人。虽然很忙，即使一个普通的邻居找他刻印，他都会满口答应下来，熬到半夜也要把活儿干完。“凡事要先反思自己。如果你捧给别人的是鲜花和爱，别人会拿刀和剑指着你么?”

张国维

夏日的风，一点点穿过小院，红的是门，绿的是轩窗。光点如麻雀，在地面方砖的纹饰里跳跃着。一丛颀长的修竹在风中频频向来客致意，发出“哗、哗”的声响。张国维低着头，手上摩挲着一方前日刻好的印章，内容是一个渔夫心满意足地挑着刚捕到的鱼回家。

这名栩栩如生的渔夫和张国维一样，是个容易快乐的人。但一位朋友过目后，说这方印应该叫做“得鱼忘筌”。“就叫这个吧。提醒我们凡事不能忘本嘛!”给记者讲这段小插曲时，张国维漫起一脸阳光，有童真，也有满足，很难与他严肃甚至刻板的文物鉴定工作联系起来，更难以与这个三代治印传人的身份联系起来。记者不禁心生一问：这阳光从何而来?

“谁说治印的人不读书?”

名动京城的南昌汉代海昏侯考古展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后，佐证墓主海昏侯刘贺身份的“大刘印记”引得人们的好奇。

在首博，张国维边参观边感叹：一方旧时的印章凝结着多少工匠的艺术思想，浸透着多少工匠认真劳作的汗水！

是啊，一枚小小的印章，却携带着久远历史的印记。他记得一次到北京郊区挖掘的明朝大墓现场，发现墓主人的骨头都没了，但一个印章却还完好无损地躺在墓穴的一角，人世间的一切风尘和动荡都没能惊扰到它。

这是金石的力量，却又不仅局限于此。荀子《劝学》道：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一枚好的印章得花多少工夫?在张国维的工作室，他示范给记者看，先写出若干个印稿——刻出来——打印拓——刻制边款。“我刻一个字和用电脑敲一个字的速度几乎一样。”张国维一语双关，既形容自己刻印之速，也形容自己对电脑打字之拙。尽管常常有耐心刻印到三更，但对现代化的计算机，他却是个着实的门外汉。

这里正是以出售文房四宝闻名的北京琉璃厂一条街。读书毕业之后，张国维转到专业文物单位工作，从事文物鉴定工作至今。然而从祖父手中传下来的治印技艺，令他出生时就“自带光环”，每年都有几百方印章在他手里诞生，人们反而忽略了他文物鉴定的主业。

话又说回来，不管岁月和人事如何交织，这条街的世情百态却好像并没太大变化，张国维时常走着走着，就会“穿越”回到祖父的那个年代。

张国维的祖父张樾丞是清末篆刻大家，人称“铁笔圣手”。他不仅刻有“宣统御笔”、民国总统的印章，在鲁迅日记中，多有提到与“同古堂”主人张樾丞因治印而产生的交集。在那时，不仅鲁迅，张大千、溥儒等名流贤达，也是张樾丞的座上宾。

1935年，张樾丞编辑出版的《士一居印谱》里，收录了他1935年前所刻的部分印章，虽然只是部分，却因多是名人，而被人称为“半部民国史”。

张国维听父亲讲，祖父负笈到京，成为名满京华的治印大家，业余的时间都用在钻研技艺和读书上。这种传承不仅影响了父亲，也熏染了张国维。

一块石头、几把刀、一灯如豆在案头。30余年如一日，其实张国维的工作世界和祖父并无二致。在他眼里，一枚好印章至少需要“三好”：好石头、好印文和好作者。

慕名而来讨要印章的人并不少。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确认奥运会徽的“罗格之印”即出自张国维之手。有些人自然觉得这是件了不得的事儿，张国维却云淡风轻，他说不管给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刻印，他倾注的心血一样多。只要刻刀和金石碰撞的沙沙声响起，他就如进入禅定之境，心静如水，甚至连求章者是谁都忘记了。

“同样刻印，有些人用的是手，有些人用的是心，创作贵在独创和个性化。”有件往事：上世纪80年代，画家刘海粟请他当场治印，当朴拙老到、古意盎然的印章出现在众人眼帘时，尽管亲眼目睹，众人还是不能相信作者就是眼前这个年轻人。

一个年轻人，能将印刻到大画家的心坎上，这并非偶然。在北大中文系求学时，张国维常常漫步于未名湖畔，学术大师们耐得住寂寞、认真治学的境界常在他脑海里碰撞。

张国维有位关系不错的邻居第一次来串门时，被他家里一墙的书惊呆了，“国维，你怎么攒了这么多门类的书啊！”

他毫不客气地反驳道，“如果一个厨师都不知道什么叫葱，怎么知道菜里要放葱花?”

他的意思是，治印要运应到的艺术门类多，需触类旁通、博采众长。比如，文字、书画、历史和建筑。一次，他与一名古建专家聊天，谈到陈从周先生写的一本园林的专著，对方有点儿惊讶，“陈从周的书你也读过?”

“谁说治印的人就不读书了?”对于人们的惊讶，张国维常常心有不服。职业给人的观感总是平面的，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灵魂的厚度。“我相信不管什么职业，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丰富的。”张国维信手拈来法国小说《刺猬的优雅》里女门房米歇尔太太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