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铜墨勺的高贵

“爷爷在琉璃厂有几家店。”除了祖父治印的严谨外，张国维从小到大听说最多的，就是这句话了。但他并没沾到什么光，出生时祖父已经去世，经历“文革”的一次次抄家后，家徒四壁。

父亲给他最大的教诲是要朴素地生活。7岁时，张国维就学会了自己洗衣服。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一次参加书画笔会，白雪石先生画画，张国维负责补大印。

在茶歇交流时，白雪石说，“我像你这年纪时，那时条件真是艰苦。”虽然不是同辈人，但张国维心有戚戚焉，“我上学时穿着的衣服也是补丁摞补丁。”

在张国维书桌上，有一把用了近30年的铜墨勺，至今仍旧不离不弃。

上世纪80年代，他刚到单位工作不久。一天下班，不远处一个坐在小板凳上的中年人看见他就起身，轻轻地说，“我这儿有块石头，你能不能帮我刻了?”

这个人穿着棉袄，前襟和袖口磨得又脏又亮，张国维常见到他，是住在附近的一个邻居。

这人显然是专门在这儿等他，但说话时已经拎起了小板凳随时准备离开，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张国维并没拒绝，说，“您想刻什么，给我写下来吧，下周的今天我给您。”

“我原先在这条街上经常看见你爷爷，只是离老远地看着，他要么出门送客，走路像一阵风一样。”老人家喃喃自语。

一周过去了，青春欢快的张国维像往常一样骑车下班。出来时看见这位中年人仍旧裹着棉袄在原地等他。张国维递上刻好的印章，说，“我给您配了一只盒子。”说完要走，中年人却突然按住他的车座，说，“等等，我送你个小礼物，我是个钣金工，我给你打了个铜墨勺。”映入张国维眼帘的，是一把制作精美的铜勺。

许多年过去了，作为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一次在跟政协做调研的时候，张国维又见到这位老先生。90多岁的老先生一人坐在街口一张竹躺椅上晒太阳。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张国维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印章走上前问，“您还认识我吗?”

“记得记得，但我这身体已经不行了，没法做东西跟你换了。明年你再来，可能都见不到我了。”老先生的眼睛潮了。

追上政协的队伍后，张国维把这个故事讲给委员听，人们哑然了。有人告诉他，在这一带，这个老工匠被不懂事的孩童们戏称作“老脏猴”。但高贵的人格深植在老人内心里，却没有人能看得见。

那把铜墨勺，张国维会一直用下去。是提醒，是鼓舞，也是砥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