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可以看成是传统文化创新和转化的一个范例。我们不是以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一一简单对照的方式来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是立足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实践，通过理解传统文化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基本精神和家国一体的原则，形成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统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血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在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出现种种乱象，包括腐败问题严重，社会道德风气不正，不少人因房产、遗产、拆迁补偿而对簿公堂，父子反目、手足成仇，种种失去道德底线的人和事，这是传统与当代问题面对的困境。这种困境其实在西方同样经历过，而且现在仍然在经历。否则就不会出现后现代思潮，也不会出现以亚洲价值观医治西方现代化之病的呼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与此相随产生的就是面对市场经济，如何有效地调适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与当代的关系问题。市场经济有它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在当代中国要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与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相关，但市场经济也有它的消极面。市场经济是以货币为中介的经济。市场经济必然重视钱，一切交换都通过钱，一切都需要钱。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的，货币作为普遍等价物必然会颠倒了一切价值关系。当代西方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也看到了由传统到当代面临的道德困境。他说：“因为他们不再生活在一个义务以身份为基础的社会里，而进入了一个义务以契约为基础，而且一般又以与没有家庭关系的人的市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这样，以前，一直是非常诚实的社会可能变得非常不诚实。”正因为这样，我们强调我们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一定语不能是包装，而必须是实质，要以社会主义制度和原则来调适传统与当代之间的种种矛盾。

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完全避免消极面，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市场经济改革，回归原来的计划经济。这里涉及一个制与治的问题。制，是基本制度，治是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源配置得比较好的制度，但不见得我们就有依法管理市场经济的方法和能力。制与治不同。当年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反驳一些否定秦始皇确立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主张回归分封制时说，“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秦二世而亡不在制而在治，也就是说，导致秦二世而亡的原因，在于国家治理，即二世无道，实行暴政，而不在于中央集权和郡县制。中央集权和郡县制并不必然是暴政。同理，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乱象，不在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在于治理，也就是必须有一套治理和管理市场经济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对市场导致的两极分化，对市场失信，各种市场乱象必须实行有效的治理。市场必须管，必须治。放任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诚信缺少、道德败坏。治理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并不矛盾。政府应该有政府的管理职能和治理规则，其中包括现代立法与社会主义道德教化。面对当代社会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使传统文化与道德规范通过创造性转化能有效地化解传统与当代的矛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而不能对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道德规范怀着一种温情的浪漫主义迷恋。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