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信

外国工合专家在根据地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信

这两封中共当时最高领袖的信为什么寄到美国？它们承载着什么样的使命和目的？为此，我开始调阅这浩如烟海的百多箱文件。

经过悉心梳理，我终于搞清了线索。1938年，毛周写这些信时，中国共产党和其军队刚刚度过了一场巨大的生死灾难。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到蒋介石全力剿共红军被迫长征，再到艰难地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二次国共合作，中间磨炼多多，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困境。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仍然遭到蒋介石不遗余力地追杀剿灭。但是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呼声和紧接着的西安事变又逼蒋必须妥协和倾听民意。表面上国共抗战达成了，但是不久就又发生了皖南事变；蒋介石念念不忘釜底抽薪，而毛泽东周恩来则需要韬晦隐忍、卧薪尝胆跟蒋介石周旋，利用这暂时获得的宝贵时光抗日图存。

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美国的信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书写的。

可又基于什么样的具体原因呢？

抗战伊始，是中国军队最困难的时期，面对武器水平远高于自己的日寇，中国军队虽顽强抗敌但死伤惨重。那时全国的主要战争资源都控制在蒋介石政府手里，他们在刻意限制和封锁延安；不只是武器弹药，甚至在医药和医疗器械等方面也封锁八路军根据地。当时中共陕甘宁和晋察冀根据地战场因为缺医少药造成军队伤员死伤惨重。八路军在山西河北交界的五台山地区展开浴血奋战，后取得了平型关和阳明堡大捷；但国共表面上的合作并不稳固，国民党政府控制着战争资源，处处掣肘八路军新四军。

自1938年起，一些海外支持的中国抗战资源开始进入中国，特别是宋庆龄号呼转徙，从欧美、东南亚支持中国抗战的组织和广大华侨处获捐了大量的医药医疗器材，并准备输送八路军抗日前线。与此同时，以白求恩为代表的加美医疗队也到了八路军前线。但这批医药医疗器材的输送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干扰和扣留。毛泽东、周恩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信寄到美国，一方面是配合宋庆龄的努力，同时汇报、落实应用情况，以利下一步的行动。

当时国共刚刚进行第二次合作，时代的大趋势和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人应该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抵抗日本侵略者。蒋介石的伎俩和封锁直接伤害到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对此，中共如果隐忍就等于默认；但如果抗议或抵制，会被不解真相的民众或外国人看成内讧，影响民气而且被国际舆论误解。

共产党的友人宋庆龄，凭借她的影响力为中共和八路军争取的国际资源，屡屡被劫，毛周寄往美国的信，既是一种争取国际舆论的重要政治策略，也是必要的申诉。

宋庆龄的“保盟”和“工合”

说起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和我国那时获得美援的情形，一般读者都知道宋美龄到美国国会演说获得天文数字美援的一段历史；鲜少人知道宋庆龄其实也在美国和欧洲、东南亚甚至新西兰等地进行了大量的募捐、团结国际友人支持中国抗战，并做出了伟大业绩。

在哥伦比亚大学发现的这180多箱信件和手稿原件里，有着大量宋庆龄当年的书信原件。从这些信件里我们可以追寻出宋庆龄全力为抗日救国操劳的脚印。

抗战开始后，宋庆龄就在上海和香港及时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两大组织，向全世界正义人士、反战组织及华侨呼吁募捐、宣传中国的抗战。

在“保盟”成立宗旨宣言中，宋庆龄开宗明义宣称它的任务很明确具体，暨“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任务很实在、很简捷，就是为了争取医药外援以救助中国抗战军民。

而宋庆龄任名誉主席的工合国际组织，是1937年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夫妇等外国友人与上海的一批爱国人士发起创办的。因为看到日本侵略者彻底破坏了中国工业，而中国若要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必须修复并重振自己的民族工业，故他们希望通过工业合作社的建立，来组织因日本侵华战争而失业的工人和难民进行生产自救，以支援长期抗战。

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很快赢得同情中国抗战的各国正义人士和爱国华侨的热情支持。很快，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捐款和物资总计价值上千万美元，而且获得了大量的医药和医疗器械，许多外国技术人员亦来华无偿为工合工作。工合国际委员会在促进中国的工业合作社事业、支援中国人民抗战和发展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谊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中国革命领导人的盛赞。

保盟和工合两大组织的成功得益于几大重要因素。其一是宋庆龄利用其国际视野和资源优势整合了亚、欧、美等正义力量及支持中国抗战的各阶层人士形成了国际性的联动力量。第二则在于宋庆龄巧妙地利用其特殊身份、人脉资源、社会关系和政治影响力，把保盟和工合两大组织纳入了当时的政府体系并得到了当局的认可。由于她的影响力，导致宋子文、宋霭龄、宋美龄等都实际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而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也不得不被动参与、甚至蒋介石对它的活动也不得不默认。第三是因为，宋庆龄曾经接受西方教育，她熟知西方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组织、慈善和非盈利机关的运作规则，能够熟练运用自己的知识赢得外国相关机构的信任和援助。

在前述大背景下，既然蒋介石封锁控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医药医疗资源，宋庆龄就利用这些有效资源竭尽全力为八路军新四军服务。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所以就出现了本文开头中共主要领袖人物都写信配合并支持宋庆龄保盟和工合工作的寄往欧美的信件。

宋庆龄海外捐助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的行为当然会激怒蒋介石政府，于是有了对运往八路军的医疗器械的暗中扣留和阻挠。宋庆龄则指挥这些医药医疗器械绕道香港甚至越南等地运达八路军根据地。这显然增加了运输难度，且易引起国外捐赠者疑问。毛泽东周恩来的信正是配合宋庆龄的国际募捐活动而写，通过这种方式，及时报告收款细节、资金使用情况，并表达了对这种支持的感念。

除了毛泽东周恩来，这批资料中还有1944年朱德和董必武就同一主题寄到英国和美国的信件。这批信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对外政策和国际联络方面的重要资料。

据考证，本期宋庆龄通过“保盟”和“工合”两大国际组织在国外募捐约5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都输送到了中共抗日根据地。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数字，它极大地支持了中共的抗日战争。

除了替延安获取物质资源，宋庆龄的另一特别贡献还在于介绍外国记者、医生甚至美国代表团中有正义倾向并同情延安的人士在国际上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宣传张目。写《西行漫记》的美国作家斯诺夫妇和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都是宋庆龄直接介绍到延安的。著名的白求恩、马海德、柯棣华医疗队和医生们也都由她直接引荐到根据地。

除此以外，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和工合还努力动员一切友好的国际力量支持中国抗战。除在香港以外，工合在东南亚、欧洲和美国都有分支而且积极发挥着作用。仅这次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存文件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工合在美国大量的工作记录。这个组织在美国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的抗战并发起募捐，而且直接招募专家甚至医生、工程师、普通工人、华侨去中国参加抗战。自美国的宗教草根组织到大亨集团，直至动员邀请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出任工合名誉主席、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出任主席，在美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声援赞助中国抗日活动的浪潮。